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在几千年的岁月里都充满了动荡，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文明的潮流从未退去，文化传统得以延续至今……

——卫礼贤《中国文明简史》

〔德〕卫礼贤 著

杨凯旋 译

★西方人眼中伟大的中国文明！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以全新视角解读中国文明史！

★卫礼贤被誉为20世纪享誉全球的汉学家

★“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发现中国内在世界的马可·波罗”

历经数千年岁月而生生不息，这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上许多古老文明的突出特点。不过，这一结论并非当代中国学界的发明，早在约百年前，国际汉学界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德国汉学家卫礼贤便是其中之一。这位汉学家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可他不仅不传教，还向西方人宣扬起中国文化。晚年他在病痛中写成《中国文明简史》一书，讲述了中国自上古至清代的文明发展历程，其中凝结了他对中华文明的深刻洞见。

卫礼贤的中国心灵

我见到威廉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

——荣格《谈理查德·威廉》

卫礼贤肖像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是20世纪享誉全球的汉学家。卫礼贤早年接受了基督教神学教育，1899年为传播福音而来到中国青岛。然而，在中国期间他并未给任何中国人施洗，反而将中国思想带到了欧洲。

来到中国的卫礼贤很快被这里的悠久文明深深吸引，系统性地学习了汉语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其中既有代表传统思想的劳乃宣，也有梁启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他在中国居住长达25年，度过了近半生的时光。期间他将《论语》《孟子》《大学》《礼记》《易经》《吕氏春秋》《道德经》《列子》《庄子》等典籍译为德文，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了德国思想界主流，影响到黑塞、荣格等人。其中《易经》被转译成英语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甚至成为了嬉皮士运动的神书。季羡林曾高度评价卫礼贤为“东学西渐”中的最著名的外国人之一。

1967年卫礼贤《易经》英译本书影

除了译介中国古典文献之外，卫礼贤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也不容忽视，《中国文明简史》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在该书中，不难发现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范围之广，在史料批判方面的眼光之独特，至今或许仍能为人们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带来不少启发。在书中，他不仅以传统史书作为论述依据，更借助古代遗址、文物、字画、碑刻等实物史料予以佐证。

另外，卫礼贤还特别强调口耳相传的传统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文明因强大的传统思想力量而延绵数千年不绝，而这些思想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口头形式保存下来的：

“中国精神孕育了不同寻常的强大传统。诚然，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在中国很早就为人所知，但长期以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对口述历史的一种补充。就连孔子的著述也是很简略的（例如《春秋》和《易经》），其思想还是主要靠口耳相传。中国就像其他东方文明一样，这种习俗导致了文化传统成为一种非常牢固和可靠的东西。”

不过对口头传统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文字的忽视，卫礼贤也在书中另一处指出汉字对于延续中国文明具有重要价值：

“独特的中国汉字可能是使得中国传统比罗马传统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欧洲采用的字母书写法只能复制该语言的发音。当发音改变时，口语就会难以理解，整个文学作品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中国的文字仍然是表意文字，这种发音很可能是通过记忆而流传下来的。事实上，在外来部落融入中国后，发音确实在不断地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但这一点并不会使得文字变得晦涩难懂。……这就是中国文化不会完全消失，以及它的传统能够在种族和语言变化中幸存下来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以上对史料的讨论显示出的是一种学者式的思考，那么对中国上古先民生活场景的描绘，则显示出这颗“中国心灵”的浪漫情怀：

“春天万物复苏，树木抽出新芽。它是一年的初始，就像一天中的清晨，是万事的开端。雷电是春的代理人，轰鸣的雷声将大地上的生物从沉睡中唤醒。和煦的春风融化了坚固的冰层，树木也在微风的轻抚下茁壮成长。万物顺应自然，肆意生长。每一颗种子都在努力成长为一株完美的植物。紧接着便是仲夏时节，一年中最美好的时期。众生相见，草木苍翠茂盛。明亮的阳光倾泻在大地之上，诱使人类离开他们各自的家园，聚集在旷野之中。……白虎星主宰着深秋的夜空。秋冬之际，只剩下秋虫的悲鸣和寂寥的枯枝。一些生命因无法承受寒冷而走向消亡。严冬已至，天地归于沉寂。”

何谓文明史？

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

——梁启超《东籍月旦》

卫礼贤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以及对中国典籍的充分理解，为他的汉学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础，故而他才有能力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凝练于一本三百页的著作之中。显然，三百页无法承载几千年所有的历史事件和细节，那么在这样枝繁叶茂的历史之树上，卫礼贤撷取了哪些枝叶纳入“文明史”的范围呢？

实际上，文明史的书写方式并非卫礼贤首创，这种历史书写方式曾在百余年前的中国思想界受到当时新派知识分子的大力追捧。在卫礼贤初到中国的20世纪初，中国兴起了一股新史学思潮，这股思潮的兴起得益于梁启超等人对于日本史书的大量译介，而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卫礼贤的交流对象。彼时，有大量题为“文明史”“开化史”的日本书籍被引入中国。可见，最初文明史中的“文明”一词与“开化”同义，是特别针对“野蛮”而言，在应对西方冲击时，中日知识分子为自身文化传统正名的迫切之心是如出一辙的。

中西牛郎《支那文明史论》1901年中译本内页

有趣的是，这种带有抵制西方文化意味的历史书写方式，却又是在19世纪伏尔泰、巴克尔、基佐等欧洲人的西方文明史研究影响下产生的。一方面，正如伏尔泰《风俗论》中不仅讲述政治与战争，更着重介绍民族、宗教、哲学、制度、风习、技术、艺术等方面的内容一样，在卫礼贤的《中华文明简史》中同样把视线重点放在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样的书写方式或许也源于卫礼贤本身的兴趣，不要忘记他最初是以传教士身份进入中国的，或许对社会文化的关注正是这一身份赋予了他观察中国的潜在视角。

另一方面，卫礼贤的中国文明史较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研究又有所推进。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学者的文明史研究，都十分强调“文明”相对于“野蛮”的优越性。而在卫礼贤这里，读者可以看到更为包容和中立的态度，伴随而来的是“文明”一词含义的微妙转变。卫礼贤不再强调“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也不再执着于历史书写中屡见不鲜的自我中心主义，于是，他使用“文明”一词时便带有了“文化共同体”的意味，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这正是现代中国在使用“中华文明”一词时想表达的含义。

对比20世纪初文明史著作中对“汉族文化”的屡屡强调，卫礼贤却十分强调中国文明是在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文明就像所有生命一样，起源于种族和文化的交流。中国璀璨的文明也是多种原始文明相互交融的产物。”

进而，他又根据考古证据和文献分析认为：中国上古存在两个中心，一支是以西方农耕民族为中心形成的大陆文明，也就是上古华夏各部落，另一支是以东方渔猎民族为中心形成的海洋文明；西北的游牧民族是第三个影响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不过是在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才产生影响。

当代我国历史研究同样也认为，正是文明的交流融合促进了中国文明发展，而卫礼贤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有此卓见。

中文首译，典雅精装

《中国文明简史》是卫礼贤人生中最后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1928年他忍受着病痛，出版了该书德文版，1929年英文版由琼·约书亚翻译出版。时隔近一个世纪后，中文版才终于在2024年问世。

中译本以1929年英译本为底本进行翻译，不仅忠实原文，译笔优美，而且在必要之处增加简明注释辅助阅读，使得对于中国文明史感兴趣但了解相对较少的读者也能够顺利理解原文。

本书为内外双封设计，外封使用红黄撞色设计，内封采用中国传统色中的不老红，且挑选带有树木纹理的纸张，以贴合全书主题；内外封均使用了唐龙凤纹玉环图案，采用烫金、烫白、烫银工艺。整体典雅庄重却不失灵动。

此次出版不仅是为了缅怀与告慰卫礼贤这位“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更是由于本书拥有面向当下与未来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就让我们在这个草木苍翠茂盛的时节，与《中国文明简史》相见，共同感受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生命力。

延伸阅读

1. 梁启超《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

2.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

3. 基佐《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

4. 基佐《法国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

5. 伏尔泰《风俗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