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庭，孕育出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四位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位革命家和他们早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背后都联系着一个伟大革命母亲——葛健豪。

甚至是共和国的创建者毛泽东、周恩来，年轻时都曾受过葛健豪的亲切关照，尊称这位革命母亲：“蔡伯母”。

而她自己，也曾以55岁“高龄”的“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登上了当时的报纸。

“五四”运动前后，为寻找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知识和真理，大批中国青年满怀理想和信念，奔赴法国开展勤工俭学运动。

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多达1600多人，周恩来、邓小平也位列其中。但在当时，最受世人瞩目的，还是这位革命母亲葛健豪。

湖南《大公报》在关于留法勤工俭学的报道中称赞道：

“……其中，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徐特立），一是蔡君和森之母。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 ……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革命的年代已经久远，革命者的印象也渐渐淡泊。

随着社会的繁衍，知道这些革命先辈的人，越来越多了；但随着记忆的消散，知道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

蔡和森，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最早使用“中国共产党”一词的人，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毛泽东的亲密学友、战友，毛泽东曾在一封关于蔡和森建党理论和原则来信的复信中说：“见地及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向警予，党的早期领导人，共产党女权主义第一人。在延安, 毛泽东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追溯党的创建历史时说：“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蔡畅，妇女解放运动先驱，与向警予共同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和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中共最早党员之一，共和国第一任妇联主席，中央委员，周总理敬称的“蔡大姐”。

李富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参与发起人，长征时期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们有一位共同的母亲，葛健豪，原名葛兰英。

1865年，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恢复统一的那年，也是亚伯拉罕·林肯遇刺的那年。

那时的中国，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洋务运动正在兴起的年代。

那一年，晚清名臣曾国藩、李鸿章设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是后来的江南造船厂，制造我国第二艘航母的地方）。摇摇欲坠的清帝国，一时间稍有中兴的迹象。

那一年8月，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双峰荷叶，一位同样对中国近代史有着重要影响的女中豪杰——葛健豪，诞生了。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中国早期女权活动先驱、女子教育先驱、女革命家，和秋瑾、唐群英并称“潇湘三女杰”

当地有三大望族：曾国藩家族、秋瑾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兰英娘家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构成了双峰荷叶的上层家族。

葛兰英的父亲葛承霖，册名位藩，字建安，号葆吾。原是曾国藩湘军中一员参将，后做过盐运使、按察使。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后，重整军队，增募湘军七营。以他和曾国藩的表弟彭毓桔和福建提督郭松林为大将，葛承霖任偏将。

葛承霖还有个堂弟，叫葛承霂，他的夫人是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女儿。也就是说，曾国藩的侄女，是葛兰英的堂婶。

不幸的是，1867年3月23日，葛兰英不到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便亡故了。

同治《湘乡县志·卷八·选举志六·武勋·文职》载：

葛承霖，捐选用道……，同治六年二月追击捻逆，在湖北蕲水县兰溪力战阵亡，照本衔从优议恤，赠太常寺卿衔。

那时是彭毓桔率诸将外出勘查地形，遇上捻军悍将赖文光部，寡不敌众，葛承霖闻讯相救，一同遇难。

曾国藩在日记中云：“接沅弟十九日信，知十八日又系大败……表弟彭杏南（即毓桔）暨葛承霖等阵亡，亲邻在该军者甚多，想伤亡不知凡几。”

曾国荃则在家书中说：“杏南、葆吾（承霖）皆美材，而极得力，同死一处……”

葛兰英和哥哥葛望钦由母亲陈氏抚养成人。葛兰英自幼聪颖好学，五六岁时随哥哥伴读私塾，就能背诵《四书》等经典书目。

距荷叶乡30多公里的永丰镇，有个蔡姓大户人家，家主蔡寿嵩与葛兰英的父亲曾同在湘军任职，期间结下儿女亲事。

16岁那年，葛兰英奉父母之命嫁到永丰，与蔡寿嵩之子蔡蓉峰结婚。

此时的蔡家已家道中落，凭借两家与曾家的渊源，蔡蓉峰在江南制造局谋得一职，葛兰英随赴上海。

上海的生活，并没有给葛兰英带来太多幸福。来到大都市的蔡蓉峰，脾气和习气都越来越坏，学会了抽鸦片烟，还讨娶小老婆。

在上海，蔡和森出生了，他是葛兰英的第五个孩子。

受够了蔡蓉峰颐气指使的日子，1899年春，葛兰英一怒之下，带着孩子返乡生活，居住在娘家荷叶桂林堂。

第二年，蔡蓉峰从上海回来，想把葛兰英母子接回家中永丰，葛兰英坚决不同意，蔡蓉峰只好在荷叶买下光甲堂及30亩耕地，夫妻二人定居于此，重归于好。

1900年，葛兰英的第六个孩子蔡畅（原名蔡咸熙）在光甲堂出世。

回到家乡的葛兰英并不满足于做一名寻常的农家主妇，她十分关注社会和民生。

在这里，“潇湘三女杰”走到了一起。

荷叶乡的鼎盛家族曾家，迎娶了清朝衡州府一武将门第的唐群英，她是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

武昌起义之后，唐群英组织女子北伐队，迎面冲击南京玄武门，吓跑了两江总督。“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孙中山盛赞她“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

荷叶乡的另一个名望家族王家，迎娶了“鉴湖女侠”秋瑾。

葛兰英常与秋瑾、唐群英往来，“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在一起，……往来十分密切”。

三女杰互相影响，先后走向了革命之路——按年龄来讲，葛健豪最长，唐群英居中，秋瑾最幼；但是按革命的先后次序，则是秋瑾最先，亦最激进；唐群英居中，风头亦盛；葛健豪最后，却占尽后发优势。

她们三人在当地互为好友，各成风景，“潇湘三女杰”的名号也因此而来。

儿时的蔡和森和蔡畅，时常听起母亲讲述秋瑾和唐群英的事迹，心里早早萌生了革命的嫩芽。

1907年，秋瑾遇害的噩耗传到荷叶乡间，葛兰英非常悲痛，她带着孩子悄悄地去凭吊女侠的英灵。从那以后，葛兰英常常教育蔡和森与蔡畅，要做一名像秋瑾那样的革命英豪。

那段时间，葛兰英的家里也发生了重重变故。1903年，母亲陈氏去世；1904年，年仅11岁的二女儿蔡顺熙，不幸从吊楼上跌落下来夭折；1907年，22岁的大儿子蔡麟仙患白喉病死去。

1908年，伤心的葛兰英在大女儿蔡庆熙出嫁后，与丈夫将房子卖掉，从荷叶搬回了婆家永丰镇。

回到永丰的葛兰英身边有3个孩子，分别是19岁的蔡麓仙（1925年在省港大罢工中牺牲）、13岁的蔡和森和8岁的蔡畅。

由于家境衰败，儿女们都没有继续学业，家里做起了小买卖。但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做母亲的心愿。

那时的中国，政治腐败，列强肆虐，民族灾难严重。早已从秋瑾那里受到了革命启发的葛兰英, 认定了知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

当蔡和森要求上学读书时，葛兰英欣然同意。

1911年，学徒期满的蔡和森进入了永丰国民小学读三年级，用了一个学期，越级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

1913年，蔡和森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4年春，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蔡和森结识毛泽东，两人结为挚友。救国“二子”的佳话，由此开始。

他们共同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极其推崇这两位学生，常在好友前夸耀自己的得意门生。去世时，他还写信给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二子”，指的就是毛泽东与蔡和森。）

眼看着儿子的成长，葛兰英又想到了女儿，也想到了自己。

1913年，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开始招生，得到消息的葛兰英，毅然变卖部分陪嫁首饰，带着蔡畅，还有新丧丈夫的长女蔡庆熙及其女儿刘昂，一道去了湘乡县城。

不过在旧社会，女子的求学之路，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尤其是葛兰英这样的中年妇女。

当她赶到县城第一女校报名时，招生负责人见到一位年龄比自己还大的裹足妇女，顿时困惑了，根本不让她报名。那一年，葛兰英48岁。

葛兰英很气愤，让蔡和森帮她写一张“状纸”，来到县衙去告状。县官看完呈文，随便问道：“叫什么名字呀？”

葛兰英答：“我原叫葛兰英，现改名叫葛健豪，‘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打倒封建豪强。”

县官闻言一惊，又问：“为什么要读书？”

她大声说：“要寻求救国道理，男女都要读书。”

县官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便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

这样，葛健豪免试进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读高小班。蔡畅就读初小班，长女蔡庆熙就读缝纫班。

祖孙三代闯县城，母女两代同学堂。“潇湘女杰”，名不虚传！

（还有一说，在蔡和森的支持下，葛健豪带着蔡庆熙及外孙女刘昂来到长沙。葛健豪入女子教员养习所学文化，蔡庆熙入长沙自治女校学缝纫和刺绣，刘昂入了周南女校幼稚园。蔡家祖孙三代一起进省城读书，在长沙城传为一时佳话。）

蔡畅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的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1911年的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经50岁了，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决定不仅是她的孩子们，连她自己都应受教育。她把衣服、银器、金针等妆奁变卖，换了一点钱，因此我们四个孩子就能够进一年学校。”

（这里蔡畅的回忆稍有偏差，辛亥革命时葛健豪应为46岁。）

饱满而充实的学习生活过得很快，一年时间，学费用完了，葛健豪带着女儿和外孙女又回到了永丰镇。

回到永丰的葛健豪，时常想起蔡和森给她讲述时局的变化和革命的消息，感受到社会风气在日新月异地发生变化。

有过儿时伴读经历和女校求学历程的她，看到家乡的女子求学是如此的困难，又有了新的想法，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女校。

儿女们听了，都很赞成。蔡和森利用暑假四处奔走，专门去湘乡县政府联系办学事宜，得到了县府的同意。接着，又帮助母亲寻找校址和解决经费。

葛健豪曾就读的女子职业学校当时称为“一女校”。于是，在永丰镇办的这所便称“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

蔡畅则是双重身份，平时她是学校里的学生，跟随同学们一起学语文、数学等，到了上音乐、体育课时，她又以学校的“老师”身份去教大家。

二女校第一学期试办了一个综合班，从第二个学期起，扩大为文科、缝纫、织业三个班，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妇女，约100多人。

文科班以国文为主，兼学缝纫、织布、刺绣，学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缝纫、织业班则以缝纫、织布、绣花为主，兼学国文，学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础较差的中年妇女。

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对缝纫、织业班的学生，还发给一定的生活津贴费。

在当时，很多妇女把第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

女校经常集会宣讲时势、议论国家大事，谈妇女解放，还倡导女子参加唱歌、跳舞、跳高、跳远等活动。

在葛健豪的影响下，女校成了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妇女阵地。

当时，女校学生中，“放脚”（不缠足）、留短发、提倡自立自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等思潮，一时蔚然成风。

当地的封建顽固势力惊恐一时，他们说“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唆使官方“严加整饬”。

终于，三个学期后，二女校被迫停办。

这些打击并没有使葛健豪气馁，反而使她更加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不过，旧社会的妇女求学之路，无比艰难，坎坷才刚刚开始。那时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次的苦闷，轮到蔡畅了。

葛健豪的丈夫，深受封建礼教影响，他眼中的女子，就应该“娘家做女，莫出闺门”。他十分看不惯上学读书的女儿，想把蔡畅许给一个财主当小媳妇，当然少不了聘礼，500大洋。

蔡畅，这位后来的女权运动领袖，新中国的首任妇联主席，周总理叫了五十多年的“蔡大姐”，闻讯犹如五雷轰顶，陷入了极度迷茫和困扰中。她深深地受到这500大洋的伤害，什么“三从四德”，什么“父命难违” ……

幸好，蔡畅有葛健豪这样的母亲，还有蔡和森这样的兄长，三人一致决定：“逃婚”。

不久，长沙周南女校招生，躲到长沙的蔡畅前去报考音乐体育专修科。

在报名表格的姓名栏目内，她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自己的新名字“蔡畅”（原名蔡咸熙）。既表达了她与命运搏斗后的舒畅心情，也反映了她对今后的生活道路畅通无阻的向往。

婚约未成，500大洋也没了，暴跳如雷的蔡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放开手脚的葛健豪和蔡和森正好开启新的探索之路。

1917年夏，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决定暂不去谋求个人职业，而要在省城同毛泽东等同学继续从事真理的探索。

一贯支持儿子的葛健豪，举家搬迁到长沙滦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

这里，很快就成了蔡和森同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有志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蔡家，成为革命青年们谈论时政、交流思想的聚会场所。

葛健豪也很快成为青年们革命活动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大家总是亲热地称她为“蔡伯母”。

后来，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筹备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还创办了《湘江评论》。“蔡伯母”常常带着蔡畅去当“旁听生”，从中接受新思想。

1919年，在“五四”运动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向警予、蔡畅等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与新民学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互呼应。

有些学生出国经费有困难，葛健豪便通过与曾国藩外孙聂云台的关系，向裕丰纱厂借银洋600元，解决了部分人的困难。

不久，蔡和森鼓励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一同赴法。此时葛健豪已经55岁，对远渡重洋，其实是有些顾虑。

尤其是刚从法国回来的吴稚晖（国民党元老），大谈法国政府如何排斥华工，华工在那里生活如何困难，使一些青年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思想。

葛健豪也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了回不来，因此，思想上一度动摇起来。

但当儿子蔡和森谈到像她这样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爽朗地笑了，表示坚决跟儿女一道走。

1919年12月25日，上海杨树铺码头，葛健豪和蔡和森、蔡畅一同登上法国邮船“央脱来蓬”号，同行的还有向警予等30多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蔡和森的挚友毛泽东，专程从长沙赶来送行，他与蔡和森商定，一个“出洋”，到法国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个“暂不出国，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从此，新民学会以蔡和森与毛泽东为首分成了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两部分之间，通过书信往来连成一个统一整体。

行前葛健豪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

葛健豪这“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

也就有了文章开头提及湖南《大公报》所刊：“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 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

经过35天的航海旅行，葛健豪她们于1920年2月2日安全抵达巴黎，7日到达蒙达尼。由于当时法国的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中学，儿子蔡和森入男子中学。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是葛健豪传奇经历中更具传奇色彩的四年。

在这里，她像小学生一样，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任何的外语基础，但她凭着顽强的毅力，从零开始。

她还从同行的“另一老”徐特立那里，学来了“一天学一字”的苦学精神。

经过不懈的努力，她很快就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

革命的大家庭，越来越壮大，也越来越精彩。葛健豪和蔡和森他们很快又认识了先后到达法国的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等。

葛健豪很喜欢这些青年人，他们也十分敬重葛健豪，都亲切地叫她“蔡伯母”、“葛姨”，以后大家都成了葛家的常客。

随着彼此的了解加深，革命的友谊一样会绽放出爱情的火花。蔡和森与向警予在频繁的接触中，由纯洁的同志感情发展成了真挚的爱情关系，于1920年5月，结成为“向蔡同盟”。

继“向蔡同盟”之后，蔡畅与她同岁的同乡李富春也走到了一起。

李富春是中共旅欧支部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法国期间，李富春除做工外，还在党内和邓小平一起编辑出版中共旅欧支部的刊物，两人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蔡畅比李富春大一个多礼拜。认识之初，李富春便亲切地叫蔡畅“大姐”。

后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他们都和李富春一样，亲切地称呼蔡畅为“大姐”。再后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也这样称谓，“大姐”成了蔡畅的代名字。

李富春和蔡畅谈恋爱，少不得邓小平这位“参谋长”。1923年春天，在邓小平的见证和祝福下，蔡畅和李富春简单成了婚，从此结为革命伴侣。

“我们三个人喝了一点酒就完成了婚礼，那可是革命化的哟！小平同志还是我们的证婚人哩！”多年以后，李富春曾甜蜜地忆起这段往事。

蔡家兄妹的自由结婚，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许多青年“以向蔡做首领”，实行了不要婚约的自由结婚。

葛健豪十分支持儿女们的自由恋爱和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

勤工俭学期间，他们听说法国人喜爱中国的湘绣。乐观的葛健豪白天与蔡畅、向警予一起学习，晚上回家后抓紧时间开始刺绣，直到深夜。

葛健豪的刺绣工艺精湛，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法郎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葛健豪不止是补贴家用，还热心地资助其他困难青年。

在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加了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蔡和森他们在法国的建党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

她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队”，年过半百的葛健豪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到里昂大学请愿。

1921年2月28日，在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请愿斗争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让步。

有着母亲的悉心照顾和大力支持，蔡和森得以专心致志地“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半年多的时间，他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诸多书籍。

留法期间，蔡和森经常与毛泽东书信，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建立，马列主义的各种法文小册子大量印行，社会思潮十分活跃。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抵法后，从五花八门的“主义”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开始，很多人择定的是用无政府主义救中国，主张温和革命。

蔡和森则不同，通过“猛看猛译”，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舍此无方法”。

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并第一次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另一封信中，蔡和森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及组织原则。

“我以为现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

对于蔡和森的观点，毛泽东极为赞同：“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人的成长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与蔡和森，一个在国内侧重研究国情，一个在国外侧重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完成世界观的改变。

1921年7月，蔡和森与工学世界社成员开会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蔡和森在法国发起了建党活动，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总支书记。

1936年, 毛泽东在延安跟斯诺追溯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时说：“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1921年至1922年，蔡和森和向警予先后回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着重讨论如何与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蔡和森和毛泽东一同出席。

大会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独秀（40）、蔡和森（37）、李大钊（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德隆（27）、罗章龙（25）为中央委员。（瞿秋白纪录）

1923年2月，蔡畅和李富春在法国生下了女儿，取名李特特。

坚韧的葛健豪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参加革命活动，一边帮助女儿抚养外孙，一个人付出几倍的辛劳。

同年秋，党组织派蔡畅、李富春夫妇二人去苏联学习，葛健豪带着八个月大的外孙女李特特返回祖国，结束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

这时葛健豪的家已由刘家台子迁居天茂花园，丈夫、长女、大外孙女都住在这里。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女儿蔡妮，也从上海送回长沙由大姐蔡庆熙带养。

葛健豪和小外孙女的远道归来，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每天的来访者接连不断。特别是1924年5月，蔡和森同向警予回湖南探亲时，这里曾一度成为湖南党组织的联络地点，更是她母子的老学友聚会的场所。

1924年5月25日，向警予在长沙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蔡博。这是葛健豪第一个孙子，她特别高兴，全力帮助抚育，开心地对儿媳说：“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你们事业的成功。”

回到家乡的葛健豪一边帮助儿女们抚养孩子，一边继续投身湖南妇女解放运动。

1924年6月9日，葛健豪参加湖南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参与了女界联合会简章和宗旨的讨论、制定工作。

1925年夏，她又在长沙颜子庙办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学校开办时为两个班，后来增至4个班。

平民女校不仅培养出许多妇女干部，而且成为我党在长沙一个重要的活动地点。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尽管不是党员，葛健豪冒着危险在这里掩护过党的领导人，为党保存宣传品和机密文件。

外孙女刘昂回忆：“1925年冬，学校放了寒假，湖南省委曾借用校舍办过短期的党校。我家的住所也曾为党传递信件，担负过接头的任务；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的林蔚同志，曾把许多宣传品寄放在我们家里，还有党内的一些同志也在我们家里寄住过。”

“马日事变”后，学校的一些革命者身份暴露，学校因此遭破坏而停办，葛健豪在长沙的家也被搜查。

大革命失败后，60多岁高龄的葛健豪向儿女们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意愿，但是蔡和森、蔡畅劝阻了。

他们对母亲说：现在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党组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很难开展活动。你年纪这么大了，入党反而会给党组织增添麻烦，留在党外同样可以为党工作。

之后，葛健豪跟随儿女先后辗转于武汉、上海，一边带孩子，一边做掩护工作。一家人有老有小，外人不易生疑。

（1927年3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学习回国，与蔡家亲人和两个孩子合影，这也是唯一一张全家合照。）

那时的蔡家，就是党的一个秘密机关所在地。

葛健豪和大外孙女刘昂在这里看守大门、保管文件和党费，6岁的小外孙女小特特也常有“特殊任务”。每当同志们来开会商谈工作，葛健豪就领着特特坐在门口做针线活或择菜。

特特很听外婆“指挥”，每当外婆发现有情况，她就照着外婆的暗示，放声“哭闹”，给叔叔阿姨们报信。

不过，白色恐怖下的革命事业，十分惨痛。

向警予的名声太大，中央原本安排她转移到湖南，但向警予认为武汉的工作十分重要：“大风大浪的时刻，一定要沉着镇定！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一时无人支撑，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这是对敌人的示弱， 我决不能离开！”

1928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化名易夏氏的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

面对审讯，她大义凛然：“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的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

她的勇敢精神折服了法国领事，对方拒绝把向警予引渡给武汉当局。但是，终究没能挡不住国民党的腾腾杀气，对方通过外交途径逼迫法国更换领事，再行引渡。

5月1日，向警予从容就义，时年33岁。

革命的先烈，前赴后继。

1929 年秋，蔡和森、蔡畅和李富春夫妇先后奉调到香港南方局工作。

蔡和森与蔡畅商定，把老母亲安排回到了老家湖南永丰。

这次回家以后，葛健豪再也没有远行，也再没见到蔡和森。

1931年6月10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侦探、特务，所以没有安排蔡和森去参加。

蔡和森认为：会议既然这样重要，“我不去不放心”。会议从上午开始的，地点距蔡和森的寓所不远。快到中午时分，他决定赴会。

临走时，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

蔡和森的预判十分准确，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回来。

因为顾顺章出现了，这个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中央特科负责人一旦走向对立面，就成了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的预判也十分准确：

“我深知和森的为人，他是绝不会丢下广东的工作走人的。所以，我认为他还在香港，最多是换个住处而已。”

果然，蔡和森进入会场，遇见早已蹲守在那里的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们……

同年8月，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时年36岁。

毛泽东深情地说:“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怕老人过于伤心，党组织和家里的人，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她。

革命多年，蔡家早已一贫如洗，回到家乡的葛健豪，生活十分清贫，长期租房居住。

1932年，蔡父去世，大女儿蔡庆熙把婆家所留财产全部卖掉，所得的钱交给母亲，在离永丰十多华里的石板冲买了几间破旧房子。

在这里，葛健豪度过了平淡的晚年生活。屋侧有一个小菜园，既是她种菜的园地，也是一个小花园。每天下午和早晨，她总是带着小孙儿在这里劳动或散步。

石板冲的大门口至今还保留一棵大杨梅树，就是她当年亲手栽种的。

1938年，周恩来同叶剑英来到长沙时，曾专门派人到石板冲，想把葛健豪接到延安去生活。刚强的葛健豪认为自己年事已高，不能给组织增加负担，只委托来人把几个孙儿带走，自己还是留在乡下，和长女相依为命。

遗憾的是，这位饱经忧患的革命母亲没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1943年3月，葛健豪怀着对革命成功的祝福，带着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溘然长逝，想念78岁。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葛健豪一直不知道蔡和森牺牲的消息，临终前，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

她要蔡庆熙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你们的事业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消息传来，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心情极为沉重，想起敬爱的蔡伯母，他提起笔来：“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