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中国正值中华民国统治，日本侵略和西方列强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

在如此动荡的时期，清华大学秉承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向全国招收有学识、有抱负的学子。

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有识之士，帮助国家度过难关，走出一条属于中华人民自己的道路。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刘文典先生，负责这一次的招考事项。

刘文典先生决定除了传统的那些考题，还想要筛选出更有灵性，能够传承国学的人才。

他找到自己十分敬佩的好友，担任此次考试的出题人，这个人就是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出生在江西省修水县。

书香世家，家中提倡新政，从小就熟读国学典籍同时涉猎数学、英语、音乐、绘画等等。

1902年随兄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开始在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地学习，并且学习了中亚古文字、蒙古语、梵文、巴利文等等十几种语言。

他不仅国学知识雄厚，又有着大量的西方留学经验，放到当今社会也是难得的精英人才，更何况在那个遍地都是文盲的时代。

梁启超曾经对曹祥云校长说过：“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加入清华大学以后，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

什么样的题目，难倒了绝大多数的考生？

陈寅恪在了解到刘文典先生的要求后，出了这样一道题，国学传统的对对子。

上联为“孙行者”，要求同学们对出下联。

对对子，除了基本的字数相同以外，讲究的是平仄合律，声调和谐。不仅如此还需要词性相对，结构相同。

我们现在留存下来的千古绝句，都是严格符合这样的标准的。

影视剧里我们经常看见有书生对对子，成功对上的往往会引起一阵叫好。对对子不仅需要有着丰富的国学文化储存，还需要灵活的头脑，光是死读书是不行的。

面对陈寅恪出的这一道题，考生们大多数都交了白卷，剩下的也是乱填一气。

面对这种情况，陈寅恪和刘文典先生，虽然心里之前有过思想准备，但还是为这么低的答对率而伤心。

就在陈寅恪和刘文典先生，在为民族文化的衰落而痛心的时候，看见了一个让人惊艳的卷子，考生周祖谟的卷子。

周祖谟达的是：“胡适之”。

这个答案一出，陈寅恪大赞其绝妙认定此子才华横溢。

更是和刘文典说，周祖谟要是来清华上学，可以随便他选择学院。

孙行者，按照按对联格：上联第一个字“孙”，是可以作为姓氏来看也可以作为动物来看。

“胡”也是同样的道理，即使姓氏也可以看作动物，很是相配。

上联第二字是“行”，是平声者所以是平起格。

对对子讲究平仄合韵，即要仄声才能与上联平仄对立。“适”字为是仄声与上联的“行”平声，正好平仄对立。

从词性上来看，“行”和“适”均为动词。

“者”和“之”都是虚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符合对对子的要求。

如果仅是如此，还有别的下联也很符合，为什么陈寅恪却称赞“胡适之”最好呢？

除了当时的考生，的确对出来的很少，而且没有比“胡适之”这个答案精彩以外，还有着别的原因。

除去从平仄、词性来对以外，还要看对联的隐喻。

孙行者有神通72变，是大闹天宫的人物。

胡适之，北大教授，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都有着打破陈规的思想。

胡适崇尚民主、法制、自由、在当时的环境来说，也可以看作是“孙猴子”了。

一场考试将原本籍籍无名的周祖谟，推上了风口浪尖。

和陈寅恪和刘文典的赏识相反，当时的大众舆论对他和清华并不友好。

对不上对子，大众不觉得是自己学问不够，反而认为对对子是封建愚昧。清华作为高等学府不应该出这种腐朽陈旧的题目。

同时攻歼周祖谟的学问华而不实，不符合当时的自由风气，注定难成大器。最后还是陈寅恪登报解释了出题的原因，才使得这场风波平息。

周祖谟虽然很喜欢陈寅恪和刘文典两位老师，但是由于家中贫寒，最后选择了学费相对于比较便宜的北京大学。

虽然周祖谟没有进入清华，但是他也没有辜负陈寅恪的赏识。

在北京大学学习的他，很快的展露自己的才华，跟随名师罗常培学习音韵学。

毕业后更是在工作中发光发热，编辑过《国学季刊》、《中国语文》、《语言研究》等。

在1955年，更是受高等教育部委托起草了《现代汉语教学大纲》，《汉语词汇讲话》。

出任《汉语大辞典》学术顾问，流传下来20多部学术成果。

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评价周祖谟的作品：“以识器为先，以人品、学养领字。作品蕴藉风流，韵味醇深。不同于流俗的那种匠气。”

就是有着许许多多像陈寅恪、刘文典、周祖谟这样的前辈。

坚持要保留中华传统文化，不被外来西方文化所侵蚀。才没有让咱们中华人民骨子里的底蕴丢失。

他们完善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知识，补足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留下来的各种典籍。

正是这些人的努力，才能让这些历史的瑰宝，在一次次的劫难中得以留存。

希望当今的年轻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能保持本心，不要崇洋媚外。不要忘记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值得我们守护。

牢记本心，爱国、爱党，为国家创造自己的价值，守护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