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了，后来有人骂我，说我不抵抗，我一点也不服,我没有错”。

可见，关于九一八事件，张学良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甚至，他还宣称自己是爱国者。那么，在九一八事变中，自称是爱国者的张学良，为什么要采取不抵抗的政策？

不抵抗的原因是什么？张学良和蒋介石，谁又应该为东北沦陷负主要责任？

一、不抵抗政策的起源

“不抵抗主义政策”在中国是历史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境地，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

当权的统治阶级，不论是腐败的清政府，还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北洋军阀政权，直到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帝国主义面前基本上是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而当强敌入侵时，大多单纯强调通过所谓“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不实行武装抵抗。

1928年4月，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北伐”

，很快抵达山东。日本人出兵占领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开枪射击中国人民，残杀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等17人，想给蒋介石下马威，不让蒋北伐。然而，蒋介石却明确说道:“决定不抵抗主义。

由此可以看出，1928年的“济南事件”，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的开端，也是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不抵抗行为的历史源头。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东北只有数万人，而东北军的人数大约有30万人左右，除去调往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20万人左右。

虽然东北军的装备不如日本，但是数量具有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抵抗，会取得胜利。

即使暂时受挫，也不致落到如此惨境；在仅仅4个半月的时间里，东北三省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陷入敌手。

张学良未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却执行了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二、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首先是张学良大局意识薄弱。

事实上，九一八并非是日本人的第一次挑衅，早在九一八事件之前，“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等冲突就层出不穷，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因此，等到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张学良以为和以前一样，仅仅是日本人的挑衅而已，早就见怪不怪了。可是张学良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占领东三省只是日本人全面侵华的第一步。

可以说，正是由于张学良作为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日军的野心和企图,没能够看清整体形势,最终才误了大局。

其次就是，张学良的军阀意识已经根深蒂固。

九一八之后，东北并没有完全失守,情况也并没有到了完全不可扭转的情况，东北军主力还在辽西的锦州。

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但整个东北局势还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这时,全国都在看锦州。南京国民政府也下令，让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进行抵抗。但是，张学良再一次还是选择不抵抗，使得日军毫不费力地得到锦州等地。

根据后来东北军将领说法，当时张学良明确表示“不为瓦碎”。意思是只要南京国民政府一日未能发动对日全面抗战，则东北军一日不能誓死抗敌。

这番言论将张学良的军阀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全国都要抗敌，不能只要我牺牲”。

无论是在锦州还是热河,为了维护自身军系利益，张学良一直想方设法保住自身的地盘和实力,却将祖国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关东军。

最后就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一直是不抵抗的代表人物，把一门心思都花在了如何“剿共”上。

而面对外敌的侵略，蒋介石总是寄希望于外交手段和国际组织的调停。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张学良﹐都把阻止日本侵略的期望,寄托在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制裁上。

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奉南京政府之命，向国联行政院报告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情况。行政院经讨论后向中日两国发出一个“紧急通告”。

双方“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并声明将由国联行政院会议主席“与中日两国代表,协商一种确实方法﹐使两国立即撤兵”。

然而，日本人并不是傻子，虽然有国联撑腰，但日本又怎么肯将已经占领的土地给吐出来。

除此之外，当时的张学良正被毒瘾缠身,毒瘾一犯，整个人就只能蜷缩成一团，这样的人如何能打仗？一个瘾君子，如何能承担得起收复失地的重任。

三、张学良和蒋介石，谁又应该为东北沦陷负主要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并没有向日军宣战，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止行动。

1931年9月23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确立了全国不抵抗的政策。

与消极抗日相反，蒋介石却坚持其反共立场，积极发动反共战争，扮演着甘做亡国奴的卑鄙角色。

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蒋介石因为担心其抗战行动影响他的“剿共大业”还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不惜丧权辱国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此后，蒋介石更是将卖国行为进行到底，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东北、华北落入日寇手中。

直到1936年，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在全国民众的滚滚抗日浪潮中，才不得不答应武装抵抗日本侵略。

相对于蒋介石明确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则主张“全国共同抗战论”。其核心内容是全国军队不分南北,要一致共同抗战。

在事变前与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都命令东北军不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如违令抵抗,会出现以东北一隅之师单独对抗日军的局面。

张学良针对这一形势，在事变当夜向高级将领分析说:“保卫祖国，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更何况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但是，日本不仅仅只有这一个联队，背后全国的兵力都会源源不断地过来，这绝不是我一个人，也绝不是仅仅一个东北就可以对抗的。

我是绝对主张抗战的，但绝不能是我一个人的抗战，也决不能只是一个东北的抗战，必须是全国抗战。

如果能够形成全国抗战，那么，我东北军在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区分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历史责任。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军事经验欠缺，在蒋介石的误导下采取了不抵抗的错误政策，对九一八事件负有直接责任。

而蒋介石为了一己私利，为了巩固其独裁统治，不惜断送东北的大好河山予日寇，负有最主要的责任。

所以蒋介石才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的罪魁祸首，才是东北人民的真正敌人。对于他的“宁做亡国奴，不放弃独裁统治”的卑劣思想我们应当永远谴责!

在九一八一系列抗战失败后，整个东北完全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

作为东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张学良及其执行的“不抵抗政策”对于东北沦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是因为他的一系列“不抵抗”导致了日本加快推进侵华的步伐，使得整个东北三省大片辽阔疆土落于敌人之手。

但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不抵抗政策”，除了张学良的军阀阶级性质和个人统领能力外，还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日实力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毛泽东曾经说过“敌强我弱,避其锋芒,整顿队伍,养精蓄锐,生聚教训,以利再战”。面临强敌时，张学良的确做到了保存实力，但是他再也没有提起过战斗的意志和决心，这是他个人和整个中国的悲哀。

1936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西安,终于迫使蒋介石由“准备抗战”到实行抗战。他的“全国抗战论”,也终于得以实现。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毁誉参半，是功还是过，只能任后人评说。对于张学良，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来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