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资治通鉴》，可能会产生这么一种感觉：说它是通史，它连三皇五帝都没有写；说它是断代史，它从公元前403年一直写到了后周。

前面的历史呢？不好意思，没写了。

这就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退一万步讲，就算上古历史很不靠谱，年代太过久远、日期记载很模糊，但夏、商甚至西周的历史，总该写上一点吧。

你看看隔壁家《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一直到汉代，脉络非常清楚。

读着读着，我们就大概知道，中国的老祖宗到底是谁、从哪里来、又是如何来的，作为中国人的凝聚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可《资治通鉴》为什么偏偏不写呢？难道司马光认为上述历史不重要吗？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起始时间也非常古怪，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的。

这个时间，距离周朝立国，大概有6个世纪；距离周朝灭亡，大概182年；距离《左传》最后结束还有整整50年。

第一年不是从某一元年开始的，也不是接续其他史学著作的内容，更不是从儒家万般敬仰的周文王开始的，这是不是太不够严谨了？

如果你在阅读过程中也产生了上述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好好探讨一下：

司马光先生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写，又为什么不写？不写又是为了什么？

政治家，还是史学家？

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先生写过这么一句话，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如果可以套用一下这句话并用在这里，我们可以说，

凡有官场的地方必有利益，而有利益就需讲政治，人就是政治动物。

我们读《资治通鉴》，常常会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历史书”，把其著作者看成是“历史家”。这其实是不对的。

就像不能脱离环境看人的价值，我们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官场环境看司马光。

司马光首先是一个“官”，而且是一个大官，其次才是一个“学者”。

他历仕四朝。“砸过缸”、中过第、当过多个地方官，又高居宋朝的监察部副部长和政府副总理。

一位阅历如此丰富、经验如此老道、知识如此渊博的“士大夫”，写的东西（特别是开头）竟然和当下时局没有任何关联。这当然是一件可能性比较低的事情。

正何况，从

熙宁四年（1071年）到元丰七年（1084年），已六十六岁高龄的司马光拿出毕生心血写出的《资治通鉴》怎么可能不体现出自己的“政治愿景”？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

正如赵冬梅教授所说：《通鉴》所展现的是司马光眼中的历史和世界，以及司马光的历史思考。

那这位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是“史学家”的司马光先生，写《资治通鉴》为什么要从公元前403年开始呢？有什么深刻含义吗？

“三家分晋”重要吗？

作为“史学家”，史料选择很重要；作为“政治家”，史料选择更重要。

你的政治愿景、政治诉求、政治理想，可能就浓缩在一个一个汉字中间。其他人体会不到，居高临下的皇上总能感受到吧？

对待《资治通鉴》，司马光是异常用心了。连他自己都说：

臣今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我现在骨骸憔悴，双目近视，牙齿几乎全部脱落，精神耗损枯竭。眼前办的事，一转身就都忘掉，残余精力，在此书上全部耗尽。

所以，全书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司马光是有他的想法的。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家分晋”。

这件事当然很重要，一个大国分成了三个小国了。

但如果我们好好想一想，“三家分晋”有周朝开国重要吗？有一次次平定内乱重要吗？甚至有周平王迁都重要吗？

而且，早在任命的50年前，韩、赵、魏三个大夫也早已事实上瓜分了晋国的绝大多数土地。

那为什么司马光要从这一年来写？

还是因为“名”。

从武王灭商到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件事是假的），西周共传12王11代。之后则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周王地位骤然下降。

但总体上，总能保证一点，那就是周王还是周王，诸侯还是诸侯，大夫还是大夫。大家还讲那么点规矩、像那么点样。

可周威烈王在其二十三年的时候，亲自打破了这个规矩。

韩、赵、魏三国不仅在事实上瓜分了晋国的土地，而且，它们从法理上也得到了周威烈王的认可——他们的国君从“大夫”变为了“诸侯”。

乱臣贼子作恶多端、以下犯上不说，竟然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功洗白，摇身一变从此列入诸侯。

这是作为儒家教养下的司马光所不能容忍的。

故在这小小一句话后，司马光用大量的篇幅来说礼是什么、分是什么、名是什么。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那么这句话对应宋朝当下时局的含义是什么？

变法。

司马光用极其隐晦的说法来告诉宋神宗，祖宗之法不可破，礼、分、名不可违，司马光尽管远离朝堂，但国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时刻关心着。

尽管，他自己退居洛阳时，绝口不论政事。

那么宋神宗明白吗？

可能明白。

“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这正是宋神宗将这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三百五十四卷的史学著作，命名为了《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