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左氏外交”

张一湖

（一）掌握新疆外交权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正是沙皇俄国、英国两大强国争夺中亚地区最激烈的时候。阿古柏的故国浩罕国被俄罗斯灭亡。阿古柏属于浩罕国四大部族之一的安集延。由于阿古柏在新疆的缘故，安集延余部前来投靠他。所以，阿古柏集团常被称作安集延。

阿古柏窃据新疆，引发英、俄两国间强烈的戒备心理。英国希望有一个由它控制的新疆，以阻隔俄罗斯对英属印度的觊觎。俄罗斯担心阿古柏政权受英国控制，会给自己的边界造成威胁。当阿古柏势力进入北疆之际，俄罗斯突然出兵占领伊犁，阻止阿古柏继续西进。而当左宗棠大军进入新疆，北疆传檄而下，锋指南疆之际，英国又赶紧跳出来为阿古柏说情，说是请求中国接受阿古柏的“投降”，让他在喀什噶尔建立一个安集延国家。光绪三年正月，俄罗斯也派出名叫库罗巴尔金的使臣到库尔勒，与阿古柏秘密会商，阴谋以援助阿古柏为条件，获取分割领土权益。

左宗棠通过各种途径，早就掌握了英、俄两国的阴谋活动。为防患于未然，特别是为防止新疆境内各路将军、都统、大臣们（多为满人）荒诞误国，光绪二年九月九月十七日，左宗棠上奏朝廷：

新疆与俄境毗连，疆场之事一彼一此。臣奉恩命督办新疆军务，身在事中，边防利害之分，百年安危之计，既不敢不引为己任，当先权其轻重缓急，审机宜以泛应，合局势以通筹，庶期久远相安，诈虞可泯。

合无仰恳天恩，敕下将军、都统各大臣，于俄人交涉事件，除现行事宜本有定章，应各照常办理，此外遇俄人交涉新疆者，应咨臣定见主办，不必先与商议，致远人无所适从。（《左宗棠全集·奏稿·筹画俄人交涉事务片》）

朝廷谕旨照准。这样，左宗棠就将新疆境内与俄、英两国交涉的权力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二）处理“石河劫案”

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当年五月间，民众因怀疑法国传教士在天津开办的望海楼天主堂迷拐、残害儿童，与教堂发生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与知县刘杰争论，首先行凶，打伤知县侄子，激发民变。愤怒的群众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随后又杀了修女、神父、法俄等国侨民和当地天主教信徒等，破坏了多处教堂。

事发后，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以法国为首，七国公使向中国总理衙门抗议。

津门案发后，左宗棠非常关注。他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达二千余字的信，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并提供处置意见、方法。他说：

惟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

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真女尸适从何来？王三虽未承招，武兰珍则生供具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

愚见罗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

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左宗棠全集·书信·0818.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左宗棠对于民众的激愤行为给予同情，认为应当保护民众，而且主张培养民众的斗争精神，让洋人有所忌惮。

清朝廷派直隶总督曾国藩主持调查、办理此案，与法国方面达成协议：处死为首杀人的中国民众一十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白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中国士民对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大为愤慨，纷纷迁怒曾国藩，痛骂其为“卖国贼”。曾国藩有口难辩，一年之后惭恨而终。

左宗棠认为，事件确难处理，对曾国藩表示了同情。但是，他对朝廷在处理涉外事务时一贯的软弱心理与慌乱行为表示不满，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感到担忧，他说：

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此次或无他虑，然事过若忘，当如之何？（《左宗棠全集·书信·0823.答沈幼丹中丞》）

光绪元年，云南又发生了“马嘉理案””，又称“滇案”。清廷派李鸿章、丁日昌一同妥善办理此事。次年七月，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将所谓“凶犯”正法，向英国赔款、道歉；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为此后无休无止的中印之争埋下了祸根）；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左宗棠对《烟台条约》的评价是：“烟台定议，国势日卑，将来非决战不可。（《左宗棠全集·书信·1306.答刘荫渠》）”对恭亲王、李鸿章等一贯示弱、丧权辱国表示不解和愤怒，尤其对李鸿章的对内逞强倾轧、对外奴颜婢膝表示深深的鄙夷，他在给别人的信中说：

伯相（指李鸿章——作者注）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也。（《左宗棠全集·书信·1167.答李筱轩侍御》）

在国内，老子天下第一；面对外强，立刻便腿脚发软。左宗棠真是一针见血，一下子戳中了李鸿章的要害。

左宗棠还对郭嵩焘以“大清国特命全权大臣”身份，带着家眷出使西洋去向英国人道歉，表示不满和不值。

其时郭嵩焘刚刚复职，正遇上英国威逼清朝廷处理马嘉理案，满足英方蛮横、无理和侵略条件。他即刻上奏朝廷，请求严惩主持正义、保卫主权的云贵总督岑毓英，一时舆论哗然，成为千夫所指。湖南士子为此感到羞耻，纷纷声讨郭嵩焘，差点把郭在长沙的住所捣毁。一年后，郭嵩焘受命为特命全权大臣，履行《烟台条约》所规定的由中国派使臣向英国道歉的条款。郭嵩焘到达英国道歉之后，因英国建议，被留在英国，担任中国驻英、法公使。后人常常将郭嵩焘吹嘘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中国第一个拜见英国女王和法国总统的官员”，谁知光荣头衔的背后，竟是中华民族的屈辱！也是郭嵩焘人生的不幸与悲哀！

从“天津教案”和云南“马嘉理案”可以看出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处理涉外事件时的屈辱心态与一贯的偷求苟安、不顾长远甚至卖国求荣的卑鄙与罪恶行径。

光绪二年，左宗棠也奉命处理了一桩严重的涉外事件。

同治十一年十月，一队俄国商人携带货物到玛纳斯与妥得璘（妥明）交易，在石河地方被徐学功的民团截住。徐学功部抢夺了俄商所有货物，并打死打伤了俄国商人。这就是发生在新疆境内的“石河劫案”。

货物被抢，人也被杀了！事件的严重性可想而知了。天津教案和马嘉理案，都是洋人首先行凶，激发群体事件。而石河劫案，则是中国民团的主动行为。这样的事件，要是让李鸿章等来处理，不知道又要签署什么条约、赔偿多少人命和银子了！

俄国人揪住不放，要求处置徐学功。总理衙门与俄人频频交涉，都没有结果。由于事情发生在新疆，而朝廷已经将事关新疆的外交事务交给了左宗棠。所以，总理衙门便致函左宗棠，请左宗棠调查、处理此事。

左宗棠首先以不知情为由，函告总理衙门将事情拖了下来。俄罗斯使臣索思诺福斯齐到兰州，在左宗棠身边住了二十多天，其间问起俄商在石河被劫一案，左宗棠仍告以不知情。索也没有继续往下问。

案件一拖五年，到了光绪二年，俄罗斯催得紧了。总理衙门再致函左宗棠。当时，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左宗棠合作，为西征军采购粮食，左宗棠认为应当维护好中、俄之间的关系，于是决定了结此案。

官军收复玛纳斯南城之后，左宗棠致函总理衙门，陈述对该案的调查结果。他说，在官军会攻玛纳斯城的同时，刘锦棠专门派人调查了此事。事情的经过是：事件发生时，盘踞在玛纳斯城的妥得璘一伙叛逆，经常派人截杀客商，抢夺货物。而徐学功则带领民团，伏击妥得璘手下，常常将其抢来的货物截收，分给当地百姓。十一年十一月，一伙客商满载货物，跟着妥得璘的手下前往玛纳斯城，被当地民众发现。于是，徐学功便带领民团伏击了妥得璘的部下，将货物全部夺取，分给了民众。在这一过程中，有人丧命，确有其事。这就是事件的经过。徐学功本人、当地民众都是这样说的。至于妥得璘家属及亲信，都在玛纳斯战役中被消灭了，妥得璘的尸体也被挖出勠尸示众了。死无对证。

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左宗棠是这样分析的：

此次俄商被妥逆派人领路护货入巢，行过石河，团民误为甘心济贼，事出有因。（《左宗棠全集·书信·1333.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左宗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其实是大有玄机的，其机括就在“甘心济贼”四字。妥得璘一伙是朝廷逆贼，俄罗斯不法商人将商品（含有武器）出售给逆贼，等于是帮着逆贼对抗朝廷。这是触犯中国法律和违背外交公理的。这样的商人被抢、被杀，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

最后，左宗棠提出解决方案：

宗棠前以绥来北面荒绝地亩甚多，饬徐学功仿照古城、巴里坤办法，广开屯田，许给农器、籽种、牛只、经费银二万两。除已发一万两当交徐学功领取外，尚存一万两未发。拟饬刘锦棠传知徐学功晓示各团众，停止给领，即以此款一万两备归还俄商石河抢失成本及命费，了此久悬未结之案。希即知照俄使，速将此项银两交付何处何人收领，以便向取收条备案。（《左宗棠全集·书信·1333.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左宗棠说，前不久，我命徐学功兴办屯田，批给了他两万两银子的经费，他已经领去了一万两，还有一万两没有领走。现在叫他不要领了，就将这一万两银子赔偿给俄罗斯方面，作为俄商被抢走货物的成本以及俄商被杀的“命钱”。请总理衙门告知俄方，约定地点，叫俄方派人领取。但是，要开好收条，我们要备案的。

一万两银子，还要开好收条！

左宗棠处理的石河劫案，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处理的天津教案、马嘉理案相比，若何？

对于处理涉外事务，左宗棠并不是随心随性的，而是非常慎重、非常缜密的，他即坚持原则，又讲究方法，他对刘锦棠说：

凡与西人论事，总要先将条款看明，自占地步，乃与争辩。我持论既正，不妨切直示知，而又稍留余地，俾其有机可转，自无不了之事。若一意随和，彼自谓得计，反滋论端矣。外人情性，欺弱畏强，喜直忌曲。我真自强，彼已心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悦而服之矣。（《左宗棠全集·书信·1335.与刘毅斋》）

自强、持正，稍留余地，这就是“左氏外交”的核心要义。

（三）智服俄使

光绪元年，俄国使臣索思诺福思齐要求到西北“游历”，并经新疆回国。司马昭之心，当然路人皆知。李鸿章连忙殷勤致信左宗棠，要左宗棠向索使展示强大军容，掩盖战后的破败萧条。左宗棠对此嗤之以鼻。陕甘战祸十年，遍地伤痕，如何掩盖？自欺造假，只会贻笑于人。他决定对俄使来个坦诚相见。

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索斯诺福斯齐一行五人抵达兰州，六月二十日才离去，一住二十七天。左宗棠将其安排在自己的总督衙门里居住，好酒好饭招待。左宗棠自己也经常陪同客人吃饭，交谈非常随意。索思诺福斯齐要去哪里看什么，左宗棠就派兵丁护送。左宗棠自己也带着客人去参观军队和西征军制造枪炮的制造局。

左宗棠创办的制造局，能够制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左宗棠专门从广东找来匠人，将从德国、法国等国买回来的大炮、洋枪进行拆卸，了解其构造、原理。在此基础上，左宗棠命工匠对军中现有的大炮进行改造，提高其性能，效果非常好。左宗棠又根据洋炮的原理搞创新发明，制造出了重达二百多斤、架在车轮上使用的重炮，威力无比。他还把广东地方的抬抢与洋枪样式、功能相结合，制造出一种全新的枪。抬抢本是要两个人合作使用的，一个人抬着，一个人开枪，枪管长，射程远而且准，但是使用不方便，比较笨。左宗棠按照洋枪的制作原理，对抬抢进行了改造，将两人使用改为一人使用，但是又适当保留了抬抢枪管长这个特点，所以，左宗棠造出来的枪，射程远，准度高，反而优于洋枪的性能。看到这些成果，左宗棠心里非常高兴。他认为，只要经费充足，认真学习，广泛实践，中国枪炮制造水平一定可以赶上泰西诸国。

索思诺福斯齐看到制造局制造的枪炮，赞不绝口。

索思诺福斯齐对左宗棠也无话不谈。他说，他就是当年带兵“代复伊犁”之人，在伊犁住了四年。他还说，俄国今年来常常派人到西北一带探听（其实就是侦查）情况，非常了解左宗棠在西北的军政措置，并对左宗棠表示高度钦敬。

索曾问及徐学功劫杀俄商一案，左宗棠没与理会。索又提出，左宗棠的大军出塞剿贼，俄罗斯军队愿意“听从调配”，如果不需要俄罗斯军队帮忙，那么，可以请俄军头目到清军协助。左宗棠对此一口回绝：“中国边防中国自有办法，可无须帮助。（《左宗棠全集·书信·1144.与谭文卿》）”索又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左宗棠在俄国购买枪炮和军粮，对此，左宗棠予以首肯，并与索签署了采购粮食的协议，粮价、脚价都由索提出，左宗棠并不还价。

索向左宗棠提出俄、中两国在新疆境内通商的要求。左宗棠认为这是索此行的重点。左宗棠答复说，通商当然是可以的。但是，鸦片和传教两件事，断不能行。而且，现在新疆在打仗，等大军收复北疆、整理好地方后，两国再按照程序讨论通商事宜。左宗棠还提出，今后中、俄通商，需要行栈（即商行会所、门店之类），必须由中国建造，由俄商租用，不准俄商在中国境内任意侵占土地搞建设；俄商到中国行商，不准夹带武器，不准派兵护送，等等。索思诺福斯齐连忙表示，俄国绝对不会像英国那样销售鸦片，毒害中国，同时，也不会派传教士到新疆传教。但是，关于通商，俄罗斯商人事实上一直在新疆境内做生意，只是新疆境内各大员都装聋作哑罢了。

通过察看索思诺福斯齐的表现与言行，左宗棠判断，俄罗斯尚没有与中国为敌的意思，也不会派兵干扰中国军队收复新疆。

索斯诺福斯齐回国后，还真是张罗着为中国军队购买粮食，但是，他还是想要在左宗棠面前玩点名堂。

光绪二年初，索斯诺福斯齐给左宗棠寄来了帐房、毡子、葡萄酒等礼物，并写信给左宗棠，提出采购粮食、购买枪炮以及在新疆通商等一系列问题，左宗棠对此微微一笑，随即复信索斯诺福斯齐，对索斯诺福斯齐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他说：

据称“在山诺尔驼只不多，又收成不好，粮价屡长，脚价甚贵，因此在各处采办。”自系是在情形。承于万难之中勉为代办，足见索大人以信义为重、不肯失言美意。惟新疆军食浩繁，不能专靠在山诺尔一处采办接济。所幸包头、归化、宁夏、甘郡、肃州商驼云集，上年秋后转运踊跃。现在催饬各路一并运粮古城，先拨数营赴古城经理收发事宜，随后大队继进，可不致误。贵处在山诺尔能办足五百万斤，固是好事，如实不能多办，尽可少办，我断不使索大人为难。至粮价、运脚价所需银两，我处自当分起陆续起解，照合约办事，至迟不得过三个月，尽可放心。

上年兰州谈过枪炮、火药，询及贵国制造甚好，意欲采购试验，以广见识，并非欲借此就近采办以省运费也。我处各色枪炮、子药，均系配搭，子药齐全，除随身带用外，各营另有车驮装载火药、铜帽子及丁字火、自来火等件，沿途转运不穷，历来尚无缺误。查各局所存军火尚多，制造并未停歇，有一新样枪炮，即有一样子药配搭，不过算定出数外，须广为储备，以免临时缺少，从无子少抢空之事。贵处有合式铜帽可让固好，如无合式铜帽，我处尚可随时解济，至堪用枪炮，我处甚多，不须添办也。

兰州商及两国通商一事。我处原说可行，惟须候各处平靖，始好议及开市地方、买卖税则章程，一切办法，彼此会议明白，我处始可咨呈总理衙门，核明准驳，具奏请朝旨定夺，贵国亦可奏请朝旨定夺。事关两国公务，不是你我朋友私话，要两国商民情愿，不是你我朋友主意。若此时即听商民运货进口出口，殊于体制不合，亦非各国现行章程，倘有差错，谁任其咎？

若未经彼此商定，奉有明文，即由贵国地方官发给执照，到古城、巴里坤、哈密等处售买杂货，事断难行。且互市必先议定地方，要两国官商筹度周妥，奏定有案，乃可遵办；不能由贵国一方独断独行，有违互市体制。请索大人晓示贵国商民一律遵照，幸勿轻率，徒劳往返。至要！至要！

贵国与我国永敦和好，天下共知。此次贵国代办军粮，尤见和好真情，朝廷以此重索大人能干明悟，将来互市之事，自可邀准，索大人许多体面。凡事商量停当，彼此说明，然后兴办，自无差错。我说索大人好，中国人人都说索大人好，我心欢喜，此是朋友的话。（《左宗棠全集·书信·1198.答俄国兵部索思诺福斯齐》）

左宗棠给索斯诺福斯齐的信，重点是三个：关于采购粮食，要么按合同办事，要么请自便；关于采购枪炮，我们这里有的是，非常充足；关于通商，必须由两国商定，不能由俄国独断专行，并对俄商的不法行为提出了严重警告。有理，有利，有节。语气平和，但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他还写信给金顺、张曜等，告诫与俄方交往不要随意让步，只能按合约办事，不能将就一时。同时，对于已经进入新疆的俄商，允许其将货物销售，但是今后若是再来，就派兵押送出境。

索斯诺福斯齐在左宗棠这里讨不到半点便宜，他答应给左宗棠采运军粮五百万斤，最后以采运一百多万斤了事。但是，左宗棠对中、俄两国通商一事非常重视。他分析，中、俄在新疆及陕甘地区互市，主要是将中国的茶叶、大黄、丝绵、红花、羊毛等物出口俄国，而俄国商品在这些地区并不能适销，这对于中国是“顺差”，非常合算的，对于国计民生也是非常有利的。北疆收复后，他即专门派员到新疆处理此事。而且，为了发展两国间健康的经贸关系，他主张不要对俄索价太高，要让他们有利可图，这样，双方通商合作才能牢固、长久。

纵观中、俄两国就新疆军事、通商等事展开的这一场外交活动，左宗棠首先是待之以礼，热情款待，尽地主之谊，显国家风度；其次是务实合作，两国尽可以合作，互利互惠；最后，总的一条是坚持原则、捍卫主权。事关原则和主权问题，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左宗棠的做法，使俄国人不得不服。

（四）怒斥英酋

在十九世纪，英国对中国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中对中国毒害最深、侵略最重的国家，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左宗棠对其是无比痛恨的。英国驻中国公使威妥玛，是一个疯狂的、蛮横的侵略分子，他揪住云南马嘉理案，尽其盛气凌人、无理蛮横、威逼恫吓之能事，漫天开口，兼以军事威胁，强迫清政府就范。左宗棠进军新疆，威妥玛千方百计破坏，他首先是诫阻英商借款给左宗棠，然后，竟然与俄罗斯相约，英国出兵云南，俄罗斯出兵新疆，两家东西对进，使中国东西不能兼顾，而他们则于中掠夺罪恶的侵略利益。俄罗斯不肯上威妥玛的当，没有同意。眼看左宗棠大军收复北疆，只等次年春天一到，便可挥军南下，阿古柏的安集延集团行将覆灭，威妥玛又玩弄起新的阴谋。他向恭亲王奕?提出，代“喀王阿古柏”向中国“乞降”，说安集延愿意成为中国的“属国”。所谓“属国”，其实是有主权的国家，就像当时的朝鲜、安南（越南）、琉球一样，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属国”，但是后来都脱离中国了。英国的意图是让阿古柏永久盘踞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等地，成为由英国控制的国家。其实，这一切就是威妥玛一人的主意，阿古柏根本没有委托他，甚至连英国政府也不知道。威妥玛在中国做事，一向如此。

面对威妥玛的要求，恭亲王奕?的答复倒也妥贴：此事已由左宗棠主持。但总理衙门还是函告左宗棠，就威妥玛代阿古柏乞降一事相与咨商。左宗棠一览来函，便洞悉威妥玛之奸。他复信总理衙门指出：

安集延酋帕霞窃据南城及吐鲁番，并助乌垣、红庙陕甘各回为逆，中外共知。兹威妥玛等代其请降，称为“喀王阿古柏”，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既代其请降，又称非由其央托；既称愿降，又只请为属国，免朝贡，于归我故土、缚献逋寇，概不之及。其敢以此妄渎尊严者，意沮官军深入，与前此嗾上海《申报》局刊播谣言、禁止洋商息借洋款同一机局。（《左宗棠全集·书信·1299.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左宗棠对威妥玛的诡词进行了逐一的驳斥，并深刻地揭露出其罪恶阴谋。他说，阿古柏什么时候成为“喀王”了？难道威妥玛不知道吐鲁番、南八城是中国的疆土吗？既然说“降”，又只做“属国”，而且要免除“朝贡”（不朝贡，还是什么属国？），闭口不提归还我国领土以及抓捕白彦虎等叛逆的事情，这也是“降”？左宗棠又进一步指出，英、俄两国为争夺印度闹了数十年了，英国人代安集延请降，其实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印度，而且其中还夹杂着离间中俄关系的阴谋。左宗棠告诉总署，安集延如果要降，自可以派人来谈判，我军不杀来使。

稍后，左宗棠又致函总理衙门，以坚定其信心和决心：

近日俄、英交讧，正争印度，土耳其先央英人求和于俄，继而背之，为俄所乘，恐其势不能久。

（英）此时欲护安集延，有所不暇耳。察看俄、英以土耳其为重，而我之剿安集延，义在除侵犯之贼，以复旧有疆宇，俄、英固无能难我也。（《左宗棠全集·书信·1405.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左宗棠还专门为此函告新疆前线的刘锦棠，表明自己的态度：“帕夏窃据数城十余年，为我必讨之贼。”“至于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可参预。”（《左宗棠全集·书信·1292.与刘毅斋》）

此后，威妥玛因为在中国“无理取闹太甚”，阻挠了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利益，而被其国主召回国内，其代阿古柏乞降的闹剧自然没能得逞。

左宗棠认为，中国之所以屡受外夷欺侮，主要是因为“示弱太过”而导致外侮频仍，国势难振，而国内朝廷、贵族阶级、官僚、战争等虚耗巨大，日甚一日，将来总有一天会，会发生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熟知历史的左宗棠大概已经想到了亡国的结果）。

编辑：子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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