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军入关，多尔衮定都北京，将明朝皇宫——紫禁城作为“上帝之所居”以后，除了顺治皇帝这位年仅24岁便早早崩逝的年轻君主外，清朝几乎所有掌握实权的皇帝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对紫禁城这座常规的皇帝居所有着发自心底的抵触，无时无刻不想尽办法出宫居住。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热衷于“木兰秋狝”和南下江南，更喜欢居住于皇宫之外的热河行宫、畅春园等地；自雍正皇帝扩建圆明园以后，这座皇家园林几乎成了清朝皇帝于皇宫之外的常规居住、理政之地。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圆明园的功能逐渐趋于单一，办公的功能逐渐减退，避暑、玩乐的功能占据主导地位。

《圆明园总管世家》记载了清代帝王对圆明园的特殊钟爱：

当时纯皇帝以四海清闲，库帑丰足，此等倘来财物，几无所用，因殚精构造，曲尽游观之妙，故园景富丽，为三朝所无。其后历仁宗、宣宗，俱循旧例，每岁以夏幸园中，冬初始还宫。

除了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万寿山乃至各地行宫，清朝帝王就算没有机会也要拼命制造机会离开皇宫。

对于紫禁城这样一座“突出政权的合法性和皇权的至高性”的皇家宫殿，清朝皇帝为何如此不爱居住，想要拼命远离呢？

清朝入关，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以后，鉴于前朝帝王沉迷后宫、荒废朝政乃至灭国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诸多限制后世帝王沉迷声色的祖制家训，并创设了专门约束皇帝临幸后宫的管理机构用以规定临幸流程、时间限制乃至临幸对象等。对于清朝皇帝而言，紫禁城绝对是一个充满约束、限制，毫无自由甚至无法彰显皇权至上的巨大牢笼。

也正是这种对清代帝王临幸行为的巨大约束，才让无法尽兴、无法放纵的皇帝们，纷纷逃离紫禁城，于皇宫之外享受为所欲为的快感。

1、祖制家训

为避免后世帝王沉迷声色、荒废朝政，清初帝王为后世君主制定了极为严苛的祖制家训。在乾隆皇帝甚为畏惧的《圣祖训》中，就有着“少时即知声色之当戒，佞幸之宜远，幸得粗致谧安”的明确训示。

历史上的清代帝王，并非影视作品所演绎的那样，可以随意出入后宫，随意留宿后宫妃嫔的寝殿。根据清朝祖制规定，后宫之中，皇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把手，可以对皇帝垂怜后宫的诸多方面起到绝对的管控作用。据相关史料记载，“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宫，先时由皇后传谕某妃嫔，饬令伺候，然后大驾始前往”。

如果没有钤印“皇后印玺”的“许可证明”，皇帝即使驾临妃嫔寝宫，妃嫔也不能擅自出迎甚至要明确表示拒绝态度。咸丰年间，咸丰皇帝“宿孝钦所，数日不视朝”，当时的皇后钮祜禄氏“乃顶祖训至宫，正跪，命人请皇帝起，听训”，治的咸丰皇帝毫无脾气；同治年间，同治皇帝“欲往凤秀女宫中”而被皇后阿鲁特氏拒绝后，甚至“固求之，至长跪不起”。

由此，足以证明祖制家训对清朝皇帝临幸后宫的严格限制，也必然导致了皇帝们对于远离祖制家训之宫外生活的渴望、向往和疯狂追求。

2、敬事房对皇帝临幸事宜的巨大限制

清代内务府下辖敬事房，“专司皇帝临幸之事者也”。《清代野史大观》对敬事房的具体职能有着明确说明：

帝与后交，敬事房则第记其年月日时于册，以便受孕之证而已。每日晚膳时，凡妃子之备幸者皆有一绿头牌，书姓名于牌面，或十余牌，或数十牌。帝食毕，太监举盘跪帝前，若无所幸则曰去；若有属意，则取牌翻转之，以背向上。届时，帝先卧，被不覆脚。驼妇者脱妃上下衣皆净，以大氅裹之，背至帝榻前，去氅，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

为保证皇家血脉的纯净，杜绝出现后宫丑闻，敬事房的作用颇为重要。但敬事房自创设之初就被冠以限制帝王临幸事宜的巨大作用，成为清朝帝王最为反感而又无可奈何的机构之一。

皇帝临幸之时，敬事房太监立于寝殿之外，如时过久，则总管必高唱曰：“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试想一下，如此“多管闲事”的限制机构会让清朝皇帝生出多少厌恶乃至憎恨。而在诸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宫之外，敬事房的特殊职能就会失效，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做出诸多荒唐举动。如此鲜明的对照之下，清朝皇帝们当然更喜欢为所欲为的生活。

为避免前朝历代皇帝沉迷声色、荒废朝政的灭国教训，清朝制定了严苛的祖制家训，创设了有效的管控机构，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清代帝王沉迷后宫现象的出现。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乾隆皇帝开始的清代帝王也未能免俗，为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皇权至上”、“尽情享受”，开始远离规矩大、约束多的皇宫而热衷于宫外生活。应该以身作则、领导天下的清朝帝王尚且如何，大清王朝迅速衰败乃至急速灭亡，才是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圆明园总管世家》、《清代野史大观》、《清稗类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