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之后，我国关押了大批国民党战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才分批释放。

其中有一些黄埔军校的学生，周总理曾经在黄埔军校工作，他如何帮助已释战犯中昔日黄埔学生重新生活的？

第一批释放战犯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俘获和逮捕了一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

国家公安部提出，在解放战争时期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

根据这个标准，当时列为战犯的有926人。

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犯有严重罪行，有的罪大恶极，但毛主席早有指示，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而是把他们关押起来进行改造。

1956年1月30日，周总理在二届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号召全国各族各界人士“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当天，他在陆定一为中国起草的一份报告中最早提出了战犯特赦问题：“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什么时候释放战犯比较合适？对这个问题，毛主席也作了一番思考。

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释放战犯的问题说了一番话，他说，现在马上释放战犯时机还不成熟，放太早我们不好和老百姓交代。

过了3年之后，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已经是合适的释放战犯的时机了。

处理战犯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毛主席、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许多工作他们都亲自过问，亲自部署，并作过很多重要指示和批示。

尤其是周总理，他对国民党的重要战犯和一般战犯都非常关心战犯的许多大、小事都是由他亲自批示的。

具体工作由处理战犯领导小组负责，罗瑞卿、孔原、徐冰﹑徐子荣等人是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基础工作﹑侦察工作由公安部负责。

1959年10月1日，这一天是个喜庆的日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纪念日。

战犯们也有幸一同参加国庆典礼，一大早，他们就集合坐车，乘车由功德林驶往公安部。

那时路上早已人来人往，热闹异常，可见半夜就开始活动了。

几十万人的大游行，这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每个中国人都欢天喜地的。

战犯们被安排到公安部专门搭的正对着天安门城楼的看台上观看典礼。

典礼开始了。

首先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

宣布大会开始，并作了简单的讲话，接着是检阅部队，当机械化兵和重炮车隆隆驶过天安门时，许多战犯把头垂下去，触景伤情，“败兵之将”，这个耻辱的名字又一次深深撞击了他们的心扉。

晚上还有国庆节的盛大晚会和焰火，战犯们没有回功德林，就在公安部的图书馆吃饭和休息。

当几位山东同学去翻阅山东的《大众日报》时，看见该报在9月25日已刊登山东特赦战犯的消息，大家更是欢天喜地，认为北京在国庆节后就会特赦。

1959年12月4日上午，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特赦大会。

特赦大会的会场布置在功德林监狱一座小礼堂，礼堂上方是一幅鲜红的布条，上面用白纸剪贴了“特赦战争罪犯大会”的几个大字。

左边是“我们的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右边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战犯们按顺序坐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宣布特赦名单，最高人民法院首席法官从座位上缓步走到讲台边，拿出握在手中的名单。

他先看了看台下，便开始念名单，几乎是一字一顿。

台下气氛十分紧张，每个人都绷紧了脸，竖直了耳朵，生怕听漏一个字。

“杜聿明。”

“有！”

“宋希濂”

“有！”

回答的声音十分响亮。

接着念出王耀武、郑庭笈、曾扩情、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共10名之后，说“以上10名，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予以特赦”。

这时台下的人凡没有点到名字的，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轻声叫出“完了！”

这当然不是说首席法官念完了名单，而是说自己完了，没有希望了，盼来盼去，只盼走了十个人，这未免太残酷了。

这声“完了”是由内心发出的绝望声。

这些被释放的人里，有不少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如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

当年周总理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他们还聆听过周总理的教诲。

被释放之后，也是周总理帮助他们重新生活。

周总理的相助

杜聿明特赦了，自由了，作为一个公民，他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门广场，他想看看天安门，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

他要向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而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致敬。

望着广场上悠闲游览的人们，他蓦地思念起妻子。

他给妻子的信中说，他已获特赦了，并于1961年春，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他生活不错，家有一卧室、一客厅、一办公室。

收到丈夫的信，

曹秀清

决定舍弃在美国舒适的生活，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

1963年6月3日，在中国驻外使馆的周密安排下，曹秀清飞回祖国。

机场上，政协领导人，老朋友都来迎接。

她一眼看见了戴着近视眼镜东张西望的丈夫，疾步向他走去，当妻子欣喜若狂地说：“不认识我了？这不是回来了！”

他笑了，连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杜聿明没有想到，夫妻俩分别15年后，竟然在新中国再次相聚。

曹秀清做梦也不曾想到，周总理知道她回国后立即接见她。

当周总理那双大手紧握着她，说“欢迎你回来”时，她心里涌起阵阵暖流。

周总理还请他们吃饭，嘱咐夫妻二人要同心协力，和和气气的，并且国家会负责夫妻二人的一切费用。

这位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与她的丈夫有着师生之谊。

周总理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学生。

杜聿明获释后见到这位昔日的师长、今日新中国的领导人时，愧悔交集，无地自容，连连地说：“周老师，我是一个不好的学生，没有学好，当年没听你的话，走错了路，实在愧对老师！”

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位心胸如大海，磊落如日月的共产党领导人，红着眼圈，声音低沉地说：“不怪你——怪我这做老师的没尽到责任，没把学生教好。”

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宽广的气度！何等真挚的感情！杜聿明这位赳赳武夫被深深地感动，被征服了，眼中泪珠滚动。

1960年5月，杜聿明被邀请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

为了不辱使命，他急忙向杨伯涛借了一套衣服。

孰知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杜聿明才知道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宴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

蒙哥马利

。

蒙哥马利在二战期间曾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指挥官，他当时对身为中国战区中缅指挥官的杜聿明十分仰慕，于是周总理便安排杜聿明作陪出席这次宴请。

蒙哥马利对杜聿明的出席十分意外和高兴，他对新中国对国民党将领的政策十分满意。

后来，在周总理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

西哈努克亲王

的时候，也邀请杜聿明作陪，并向客人介绍说：这是杜聿明将军。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使杜聿明无比感动，他没想到，总理对前国民党将领仍是尊重的，有机会还让他陪同接见外宾。

1959年特赦不久，王耀武就与在香港的女儿

王鲁云

取得了联系，也很快与6个儿子联系上了。

本来他该从此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妻子的问题使他大受打击。

在他被俘后，他的妻子就与他的副官带着他的巨资逃到海外去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全部家当被他们卷走了，出狱后，他一贫如洗。

王耀武1959年12月4日特赦后回到北京。

除已安排回原籍者外，留在北京的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6人都归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领导，安置在红星人民公社果木队工作，向工人农民学习（每月工资60元）。

在这一年中，他学会了培植葡萄、草莓、苹果、梨子的方法。

1960年10月19日，王耀武等人受到周总理接见，并就宴于颐和园。

1961年2月王耀武被安排调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除红星公社的6人外，还有溥仪。

王耀武从1961年进入全国政协搞文史工作，六七年来都是在文史军事组，一面写文史资料，一面审核评选各省寄来的政协稿件。

他写的史料，计北伐、抗日、“围剿”的战役资料达20万字左右，已出版的亦有好几万字，为史学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

至于审核的稿件，在百万字以上。

由一个军事指挥官，一变而为文史资料工作者，王耀武这一转变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社会旧军官的伟大政策。

1963年10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二、三，四批特赦人员，鼓励大家托共产党、毛主席之福，好好欢度晚年。

1961年国庆第二天，张治中曾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没有成家的迅速成家，以便有人照料生活；妻子在海外者，争取回国；在国内妻子已离婚尚未改嫁者，争取复婚。不是一，两项者，即重新组织。”

基于这个指示与关怀，在政协的文史专员，如溥仪﹑董益三已结婚，郑庭笈亦复了婚。

王耀武在特赦后，渴望过一种温馨的生活，他曾多次去函争取妻子回心转意，却毫无作用。

心灰意冷，又因受刺激过深，王耀武患了帕金森氏症，双手不时痉挛，行动也很迟钝。

此时幸得后期同学高德昌介绍与

吴伯伦

相识。

吴伯伦系天津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当年任教于北京八十二女中。

她不嫌王耀武的多病之身，仰慕他是抗日英雄，两人情投意合，愿结为夫妇，互相照顾，以娱晚年。

周总理关怀王耀武的个人生活，王耀武也不负周总理的好意，在1960年的冬天，和吴伯伦结为夫妇。

吴伯伦很是贤惠能干，对待王耀武很温柔，两个人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日子。

特赦十天后，曾扩情等人被专车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这是曾扩情继1934年后第二次进中南海。

当年，他是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要员的身份第一次住到了中南海。

现在他则是以新中国被特赦的战犯身份去的，听取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谆谆教导，此后，他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活。

周总理面带笑容，亲切地向他们挥手致意。

总理从中一眼便认出了个子矮小、头发花白的曾扩情。

总理走到了他面前，叫了一声他的名字，顿时一股暖流传遍了他的全身。

是呀当年周总理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时，曾扩情任政治部少校科员。

在1925年黄埔军校进行东征时，曾扩情曾跟随当时东征军总指挥部主任周总理攻打过广东惠州，当时，他还受了伤。

如今，34年过去了，周恩来总理在繁忙的公务中尚没有忘记他的面容，还能记住他的名字，他怎能不为之激动呢！

曾扩情面对敬爱的总理和老师，幸福、喜悦和惭愧、内疚的心情交织在一起。

他慢慢地抬起头，用低沉的声音说：“周先生，我曾跟您走过一段革命的路。离开您之后，我走了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一个罪恶深重的战犯，真对不起您。今天，我又回到您的身边，我应该忆罪思恩，重新做人。”

周恩来总理却没有一点责怪他的意思，反而温和地自我检讨道：“不能怪你们，要怪我对你们接近的太少，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说罢，便爽朗地笑起来，打破了一时沉寂的气氛。

最后，周总理严肃地向他们讲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希望他们要站稳民族立场，要有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争取做思想改造的标兵，做新中国的好公民。

这次的会面，对曾扩情而言是他人生中难忘而珍贵的时刻，从此，他开始真正迈向新生之路，做一个富有生气的新人。

相比于政治上的新生而言，曾扩情生活上也获得了新生。

对于郑庭笈来说，见周总理这一天也是毕生难忘的一天。

当总理走到郑庭笈跟前时，亲切地说：“你是当标兵的！”然后笑容可掬地伸出了手。

郑庭笈顿时感到阵阵暖流沁入肺腑，颤抖地伸出了双手紧紧地同总理握手，连声说：“感谢总理，感谢总理……”

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周总理询问了郑庭笈的生活和家庭情况：“你取号重生啊，家庭情况现在怎样？你的妻子怎样，她是否愿意复婚？”

听罢周总理的关怀，郑庭笈泪如泉涌，只是平静地回答道：“没有。”

周总理便转过脸对张治中等人说：“你们要动员他们复婚。”

郑庭笈知道周总理日夜操劳，可谁能想到他还关心和询问一个罪人最需要安抚的痛楚，他怎能不感动落泪？

后来，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郑庭笈为了不辜负总理的殷切期望，争取尽快复婚，主动给冯氏写了情深意长的信。

在信中，郑庭笈尽数二人愉快的过往生活，并转告了总理的关心以及他的思念。

1961年2月，郑庭笈等7人被任命为文史专员，

任命他们为文史专员都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着亲身经历，需要为历史的书写作出贡献，

所以周总理为此还特意叮嘱过，希望他们能够将自己那段时期的真实经历和见闻写出来，还原真实的历史。

郑庭笈被任命为文史专员之后，冯莉娟也被调了过去，而且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冯莉娟的办公地点变成了家里，郑庭笈则是三天两头来送材料。

每次来到这里的郑庭笈心中都会想，这是周总理为他的幸福未来在创造机会，他要好好把握，不辜负周总理的一片好意。

于是，两颗原本由外力隔开的心再次走近，他们发现双方竟还是如此的爱恋对方，4月19日，郑庭笈和冯莉娟正式复婚，他们想邀请周总理，但是考虑到周总理日理万机，便写信托人转告二人的好事。

复婚那天，杜聿明、廖耀湘和王耀武等人都前来庆贺。

郑庭笈和冯莉娟频频举杯说：“是周总理当红娘，我们才得重享天伦之乐！”

复婚后，二人甜蜜如初，他们没有老，而爱情对他们来说也不会老，这次的重聚使他们更加珍惜彼此，是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使他们重新认识生活，了解对方，重新点燃了他们心中曾经熄灭的爱情火花。

宋希濂收到周总理接见后，也留在了北京。

1964年，周总理指示中央统战部安排宋、杜等人游览大江南北。

11月全国政协根据党中央的安排，特邀宋希濂、杜聿明、溥仪、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六人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

1973年5月，中央统战部根据周总理指示，特意组织宋希濂、杜聿明、侯镜如等人到广州黄埔岛省视母校旧址，启迪他们发扬黄埔时期的革命精神。

1980年，宋希濂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同年赴美探亲，与子女团聚。

在旅美期间，宋希濂还在和平统一促进大会上发表了即席讲演。

他在谈到台湾与祖国的分裂局面时说，祖国的分裂是人为造成的，只要是人为造成，就还可以改变，不能再将错就错。

不管是站在什么立场，不管是出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还是百姓亲人团聚，都应该为台湾统一出一份力。

1984年6月，宋希濂回到北京，参加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随后又旅居美国，并申请到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定居纽约。

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这些首批特赦的战犯，许多都跟随周总理进行过革命斗争，但却不约而同地选错了路。

身为师长，在他们犯错之后，周总理仍然怀有宽大的心，原谅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改过自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让他们运用自己的能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弥补自己从前对祖国和人民犯下的罪行和错误。

周总理对于战犯们的关怀，温暖而周到，丝毫没有因为他们从前的错误而怪罪，也无怪乎他们都如此敬仰周总理！

参考文献：

《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