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一、北洋军事集团的相关作为

至八月二十七日，袁世凯接到清政府“所开手折，已照录呈监国摄政王，并交泽公阅过，均可照办”的上谕后，遂开始紧锣密鼓地招兵、调将，为南下督师做准备。先是函请前江北提督王士珍到彰德襄办军务，“台从如可贲临，面谈壹是，尤所翘盼。”

然后请旨“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招募曾经入伍壮丁一万二千五百人，照武卫左军现行营制，编集二十五营，作为湖北巡防军”。最后，调集冯国璋、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官陆锦、张士钰、袁乃宽等人至彰德“筹商部署”。

经众人商定，袁世凯于九月初三日致电内阁，以“前敌各营，筹备多未完全，士气亦未大振”，决定“拟请先派冯国璋充第一军总统，即由此迅赴前敌”，“妥为布置，并安抚军心，激励士志”，而且制定了“先布守局”，待筹备完善后，再行进攻的军事策略。

此时，正值清军首战失利，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观之，袁世凯“先行筹备”的军事策略，并以北洋高级军事将领冯国璋代替荫昌为第一军统帅的安排确能起到抚慰军心的积极作用。初五日，袁世凯致电内阁表示“明后日饷到，准初七日力疾就道，先至信阳州，稍微布置，与荫大臣接洽后，即赴前敌。”

初六日，清政府以袁世凯钦差大臣，授以“不为遥制”之权，并命令荫昌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待袁世凯到湖北后立即回京，此时，湖北前线的陆军大臣荫昌也于同日下令清军大举进攻汉口，初八日，总参谋易乃谦致电陆军部称“全复汉口”，但是同日抵达汉口的冯国璋却两次奏报袁世凯，称“汉口仍未下，相持数日，非增兵不可”。

为全复汉口，袁世凯于初八日、十一日迭次致电内阁，要求增兵赴援，但是第二军迟迟未能南下。在冯国璋的率领下，又经四日艰苦奋战，北洋军于十二日攻克汉口。北洋新军虽攻克汉口，但是损伤亦重，而且前线军队又无援军，故袁世凯决定按兵不动，妥善布置，“凯原意侯集兵力，克复武汉，即分胜兵，进复长沙、九江、宜昌、西安，不难克日荡平。

乃第二军迄未开来，前敌万余人，伏守江岸，延绵二十余里，与匪持隔江河，进退两难，疲劳已甚。迭经多方激励，幸皆奋勇。匪据形势，枪炮星布，非增兵不足言进攻，非露宿风日，势难持久，而对岸枪炮，不是狙击，颇难立足。

昨与冯国璋筹商，用奇兵袭取汉阳，然以疲兵渡河攻坚垒，死伤必多，尚无把握，未便轻举。拟明日亲赴前敌，会合诸将领，查看地势，筹丁方略，再具奏闻。”

袁世凯此项暂缓进攻，与革命军磋商调和办法的决策，得到北洋新军将领的一致认同与严格践行，自此湖北前线军队开始休养整顿、以军事防御为主。然至袁世凯对南方军政府进行的和谈试探失败后，北洋新军又遵循袁世凯以武力迫使南方革命党人重启和谈的策略，于十月初七日攻克汉阳。

第一军统帅冯国璋建议乘胜追击，一举攻克武汉三镇，被内阁总理袁世凯制止，告知保持对革命党人军事上的高压政策即可。次日，袁世凯以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同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表示“武昌此次兵变，自称系为政治竞争，朝廷本不忍以兵力从事，经饬督师大臣袁世凯暂停进攻，叠委道员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驰往汉口”，继续以君主立宪同革命党人磋商。

就在十一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后的第二天，在武汉的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在此后的南北议和中，仍以君主立宪制为底线。

中华民国的成立不仅与袁世凯坚持的君主立宪制相背离，而且违背了南北双方早先达成的共识。因而在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经袁世凯授意，北洋军事将领冯国璋、姜桂题、曹锟等十五人联名请内阁代奏，表示坚决反对共和，誓死拥护君主立宪。

至共和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孙中山也公开表示若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则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承诺后，袁世凯则不再顽固坚持，接受共和制度。为了使清政府接受共和，袁世凯授意段祺瑞等北洋军事将领于十二月初八日联名通电清政府，迫使清政府宣示内外，立定共和政体。

清政府无可奈何，但又百般拖延，为此，段祺瑞携第一军统制王占元等八人于十八日再次上奏，声言要带领“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为防止“朝廷和满族贵族的绝望举动”，袁世凯还将“在兰州制止叛乱的第三协”之一部调回北京。在袁世凯及北洋军事集团的逼迫下，清政府不得不于二十五日颁布退位诏书。

二、北洋政治集团的相关作为

北洋政治集团在稳定北方秩序、促成清政府兑现君主立宪的承诺，南北议和，直至清帝退位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北洋军事集团在两条战线上共同辅助袁世凯，积极落实袁世凯的各项政治策略，最终助其夺取辛亥革命果实。

早在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前，袁世凯就曾遣人转告梁士诒，“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请他与唐绍仪互相协作，在北京从事政治运动。九月初九日，清政府以皇帝名义下诏罪己，称即位三载，“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

十一日，清政府解散皇族内阁，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二日，孙宝琦致电称：“初九下诏罪己，已有息事宁人之意，不视革党为大敌。”十三日，又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可以说，清政府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对滦州兵谏作出反馈，下诏罪己，并且一改往日消极的立宪态度，与梁士诒、唐绍仪等人的政治运动不无关系。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有如下记载，滦州兵谏后，“先生与唐少川、赵智庵（赵秉钧）等人合力斡旋，分途布置，袁氏乃以入都；乃撤遣旗籍巡警，而京师之秩序乃安；吴禄贞死，张绍曾调，而近畿军队乃就范；组织责任内阁，不复收阅封事，而政议乃不致混淆”，据此，梁士诒、唐绍仪等人在稳定京师局势，引袁入京等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至清军占领武汉，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军的态度转向“以抚为主，以武力辅之”的策略后，先是委派心腹幕僚刘承恩利用同乡情谊与黎元洪接洽，希望黎与湖北军政府接受清政府的君主立宪。后又派北洋成员蔡廷干至武昌，与革命党人达成和解。

期间蔡廷干“极力陈说共和政体的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并强调袁世凯认为“保留清朝而限制军权是维持帝国统一的最好的保障”，以此与革命党代表据理力争。对于袁世凯的和谈意愿，黎元洪与湖北军政府本不排斥，然因为革命党内部的分歧，致使黎元洪迟迟没有给予袁世凯明确的回复。

二十一日，袁世凯再次委派蔡廷干、刘承恩至武昌与革命党人试探议和，对于国体一事，革命党人态度坚决，认为必须实行民主共和。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始终无法取得南方革命党人的认同，故而决定在军事上施以颜色。

北洋新军重新占领汉阳后，袁世凯并未急于进攻，转而采取和平攻势，受到军事重创的革命军立即答应了袁世凯的三日停战协议，期满后继续停战。十月十五日，袁世凯将拟定的停战协议上报清政府。次日，摄政王载沣退位，此举被认为是换取革命党人的让步。

十七日，清政府以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袁世凯随即委派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严修为副代表，携杨士琦、杨度、严复、蔡金台等人，与伍廷芳为首组成的南方代表团，在上海展开南北议和。

次日，袁世凯邀约北方代表谈话，反复强调：“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报国，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奠定了北方的和谈基调。

然此次和谈并未向袁世凯想象的如此顺利，在十一月初一日开始的第二次谈判中，北方代表唐绍仪竟然公开表示：“我之意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政体不可”，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君主还是民主问题。

十一月初十日，唐绍仪更是与廷芳商议起关于清皇帝之待遇以及满蒙回藏之待遇问题，据此可知唐绍仪深信共和政体将会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就在双方达成以上共识的同一天，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在南北和谈尚未结束之时，南方革命党人就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对袁世凯来说是不小的打击，使他认为南方革命党人此前的推举不太可靠。

而且在袁世凯看来，“南北协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唐伍两全权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选大总统，有悖于协约本旨”，于是以唐绍仪与南方议定之内容均未与其商议为由，迫使唐绍仪辞职，南北议和一度陷入僵局。在袁世凯固执的坚持君主立宪时，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愈演愈烈，共和呼声已深入人心。至此，袁世凯深刻地感觉到“大势趋于民治，清运已垂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