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张冲从莫斯科回国后，任国民党特工总部设计委员会主委，负责特工电台工作，他刚一到任就接到一个重大任务：8月，特工总台窃听到中共中央一份很长的电报，交给当时被称为“中国密码专家”的张华穆破译。张华穆关起门来破译了3天3夜，用尽十八般武艺，总也捕捉不到蛛丝马迹。他只好硬着头皮向张冲报告。

张冲问他：难道一个字都译不出来？张华穆说：译出一些都不像，估计是红军的作战计划。张冲说：是红军的作战计划？有这么重要？张华穆不敢再作答复，只好羞惭而去。

张冲听张华穆说是红军的作战计划，不敢置之不理。万般无奈中叫他的秘书用明码试译。明码是电报局的民用讯号，其中无机密可言。张冲叫他的秘书去译，只不过出于侥幸心理，并不存什么希望。

哪知那秘书不到一天就用明码译出来了，是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

张冲为了给张华穆留面子，没有公开是用明码译出来的。可是张华穆却恼羞成怒，倒打一钉耙，跑去向特务头子徐恩曾报告，说张冲通共，藏有中共的密码本。

徐恩曾听后大怒，派人对张冲严密监视、打算报告陈立夫后立即将张冲处死。陈立夫听了徐恩曾的报告，笑也不是气也不是，徐恩曾还要加油加醋。

陈立夫听得很不耐烦：“胡说！张冲早就向我说了，《八一宣言》是用明码译出来的，我也有明码本，电报局也有明码本，难道都通共？”徐恩曾还想申辩，陈立夫把一本明码甩给徐恩曾：“你拿给张华穆看看，亏他还是个密码专家！”在事实面前，徐恩曾才无话可说了。

《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对国民党的爱国人士发生的深刻影响，对推动国共二次合作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最早看到宣言的国民党的中上层人士，恐怕要算张冲、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陈立夫问徐恩曾对宣言的看法，徐恩曾说：“还不是安心趁浑水摸鱼，与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唱对台戏。”

陈立夫又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冲，张冲反问陈立夫：“徐先生不是说过了吗？”

陈立夫说那是幼稚之见，一定要张冲谈谈。张冲考虑后说：“这篇宣言我反复看了几遍，在遣词造句上与我们格格不入，在感情上也不容易接受。但冷静思考之后，那主张确也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要求，并不悖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而且与本党一大宣言十分吻合。我说这些，先生不以为我通共吧？”

陈立夫说：“你我之间何必存此疑虑，我们共事，就是要你这种不讳肺腑。政治本来就是个多棱体，昔日之友未尝不可成为今日之敌，昔日之敌未尝不可成为今日之友。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我们祖先不是早有这种遗训吗？”

张冲请示宣言是否要抄送蒋介石，陈立夫说要送。并指示列入《内参》，立刻送国民党各中央常委以及宋庆龄、冯玉祥、宋子文等人。

张冲手上确也有与中共互换的无线电通讯密码本，不过那是《八一宣言》发表后的事了。

1935年9月，张冲与潘汉年会谈时，为了使两党中央能直接对话，交换了双方约定的无线电通讯的密码、波长和呼号。

1936年7月，张冲布置特工总台台长范本中、总领班毛兆椿，用一部专台与延安通报，规定每天上午呼叫联系一次，有事当然要联系，无事也要呼应，不准中断，保守机密，如有泄密和中断，要以军法从事，并一再告诫那是陈立夫的指示，蒋介石的手谕。

这年夏天，张冲交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电稿要总台立即发出。电稿交到密电员潘眠石手上已是午夜了，潘眠石译了一半交到总台发出，也许是由于太疲倦，便和衣而睡，等他醒来把后一半译出，已是第二天中午了。

也真该潘眠石坐禁闭，总台再与延安联系，电讯中断了。张冲闻讯赶到总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命令关掉其他通讯联络，用功能较大的15部电台同时呼叫u.v.h延安电台的呼号，30几个报务员轮流值班，张冲机旁守着呼叫了3天3夜。

他说：“这个电报关系国家前途，电稿的每句每字，都经委员长考虑过，今天你们如果不给我发出，我就自杀在这里。”

第四天叫通了，据延安电台说他们的机器出了故障，周恩来副主席也在机旁督修了3天3夜。等到电报发完，张冲才吐口长气，如释重负，带着欣慰的心情，疲惫的步伐离开了特工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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