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是蜀汉的开国皇帝，诸葛亮聪明绝顶，为他参谋了不少策略。

而李严只是刘备手下的官员，帮其作用并不比诸葛亮大。

然而，在刘备称帝托孤的时候，

选择了诸葛亮为丞相，李严则封为尚书令，

将兵权交给了李严，让他统管内外军事。

那么，刘备为何要这样做？他的分权之举究竟有何深意？

?——【·刘备托孤，权谋千秋·】——?

蜀汉章武三年四月皇帝刘备在永安城病逝，其升遐之时，任命丞相诸葛亮为辅政大臣而辅佐新君，已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然而，刘备超擢犍为太守李严为尚书令，

并遗命李严为中都护，与丞相诸葛亮并为辅政大臣，极力构建二元辅政体系。

田余庆先生认为刘备此举的政治意图在于对以李严为核心的蜀汉“旧”人集团政治权力提高的同时，

并巩固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新”人集团的统治地位，维持蜀汉政局的平稳过渡。

自少主刘禅继位后，李严职权调动异常，诸葛亮逐步控制蜀汉军政要权，刘备临终时对蜀汉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极速崩溃。蜀汉政局的极剧变化不止于“新”人与“旧”人之间的政治较量，

也是刘备生前蜀汉政治局势的延续。

刘备托孤一事之现传史料主要见于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及卷三五《诸葛亮传》，后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中也记载了这件事。

至此，后世文献多以前二书为参照，编录此事气蜀汉章武三年刘备于永安城临终之时，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并以国家相委付；而同年五月，蜀汉改元建兴，诸葛亮以丞相、益州牧和辅政大臣的身份全面执政蜀汉，历来为史家所注目。

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中从皇帝刘备的视角评论此事：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后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从顾命大臣诸葛亮的视角出发进行的评论，也有相似之语：“其（诸葛亮）始见玄德，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氏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龟，终身不易。

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

上有以取信于主，故玄德临终，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虽庸懦无立，亦举国听之而不疑。”

晋人陈寿和宋人洪迈都认为蜀汉皇帝刘备临终托孤于丞相诸葛亮是基于二人之间密切的君臣关系，以及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的重用和诸葛亮执掌蜀汉军政大权的历史事实，大多数学者持有与上述二人相似的观点。

与此同时，犍为郡太守李严的职权得到升迁，非普通官员所能及。

?——【·一切为了权力】——?

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面，李严以郡太守之职荣升为尚书令，且与丞相诸葛亮同受遗诏为顾命大臣，并任中都护之职。

蜀汉尚书令是尚书台的长官，而尚书台是蜀汉的最高行政机构中都护的职权，因史料的缺失，并未有明确记载，而清人洪饴孙将其比拟为魏国的大都督，非重臣不得任此职，

这也说明了李严具有调动蜀汉军队的合法政治权力。

自刘备崩后，李严以极大的军政权力留镇永安，丞相诸葛亮则奉梓宫回至成都，并于刘备去世次月开府治事。

至此，在蜀汉的东部以永安城为中心，以尚书令李严为首而形成一个新的军事政治权力重地；在西部以成都为中心，以丞相府为主形成一个最高辅政机构。东部军政重地的特征是新起用的郡太守李严掌控新设置的永安城，

西部的特征是重臣丞相渚葛亮主掌皇城成都。

此前政治地位并不高的李严在刘备临终之时被授予蜀汉重权，与重臣诸葛亮的托孤形成鲜明的对照。

考证李严任尚书令之前的政治历程，对于刘备托孤时对蜀汉政权结构的安排会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李严在益州时，先任职于益州牧刘璋，后于建安十八年投归刘备。

面对李严的来降，刘备并未过于重视。在建安十三年至十九年期间，李严所任职官名位较低，并未进入刘璋和刘备政局的核心层。

后刘备新得益州，自领益州牧，对李严的职官略有升迁：

“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

李严任犍为太守后，建安二十一年

“凿天社山，寻江通车道，省桥【梁】，渡三津，吏民悦之。”

并在建安二十三年有关刘备政权安危的时期，平定马秦、高胜等在资中县的叛乱，解除高定对新道县的围攻，安稳益州后方，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干。

建安二十四年，在刘备夺得汉中后，奉命与刘封和孟达等同攻上庸；同年，李严治郡犍为，出现黄龙瑞应，此次瑞应出现在刘备夺得汉中之后，犍为郡因此而显得特别。

其年秋，李严以兴业将军列名于群臣所上刘备为汉中王之表。

从犍为符瑞至列名上表，李严以其实际的政治行为有意向刘备显现自己臣服的忠心。

史家陈寿所记是在建安二十三年平定内乱之后，史家常璩记载于刘备称帝后，时间相差三年之久。两位史家均为晋时期人，距蜀汉时期很近，且均在原蜀汉的国土地域内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接触过大量有关蜀汉历史的文献，这从侧面说明了李严此次的将军加号在蜀汉政局中的影响并不大，因而史料记载差异较大。

?——【·不比诸葛亮差？·】——?

在建安十九年至章武二年的八年时间里，李严一直任犍为郡太守。

犍为郡的设置始于武帝建元年间其目的在于开通汉帝国统治西南的道路，为三蜀之一。

在东汉末年，犍为郡所辖超过十三万户和超过四十万的人口，到了西晋初年，犍为郡所辖仅一万户，按照每户八口计算，其人口当也不超过十万户。

而同一时期，而

“东汉末刘璋分犍为立江阳郡。”及“蜀汉建兴中分犍为郡界置朱提郡，晋因之。”

自东汉初至西晋初，犍为郡所辖户口大量减少，分土立郡是其中因素之一。

从以上情况来看，犍为郡的辖地经过分割，到蜀汉时，其辖地范围当比东汉末期要小的。

在李严任犍为郡太守之前，历任太守甚少被统治者所重用。

而结合前面分土立郡的政府行为来看，犍为郡自东汉初设置后，其地位并非十分重要；至汉中王国建立后，因其接境南中，而成为后来蜀汉的南部通道，其地位显得特殊。

董和在建安十九年为刘备的掌军中郎将，参与到军政机要的决策之中。而黄权在刘备为汉中王时，为治中从事，且在刘备东征时为镇北将军气李严与此二人相比，却一直任犍为郡太守，仅获得辅汉将军的加号。

史家将此三人同列，很可能是李严后来任职尚书令和辅政大臣的缘故，史家追记所书。

综上，自刘备定蜀后，李严治郡的地位并非十分重要，其官职变动很小，而其治郡犍为一度成为临界郡，并看不出其升迁的迹象。

然而，自章武二年六月至章武三年四月，刘备兵败夷陵，设置永安城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严被征为尚书令，与诸葛亮并受孤，为丞相诸葛亮之副，由统管地方郡事至具备处理全国军政的权力，

其权力扩展之大，在蜀汉政局中实属罕见。

刘备在临终时对蜀汉政治权力的分割显得十分异常。

田余庆先生认为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语在于防备以李严为主的刘瑋旧部对蜀汉政权的颠覆，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和透观历史的见解，令后辈学者深深地折服。

然而，刘备却在临终之时赋予李严位极人臣的政治权力，可能另有深意。

刘备在临终时的分权之举，对李严的提拔，不仅是对其过去忠诚表现的肯定，更是对其在犍为郡的治理和在军事上的贡献的认可。

这种分权之策旨在维持政治平衡，防范潜在的内部政治动荡，同时展现了刘备对政治格局的深刻洞察和高超的领导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