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帝国的格局中，满洲八旗是战斗单位，人民和军事合二为一，最上面则是唯一的君主，依仗武力的优势，成为所有臣民的主人。

满清政府的权力核心，先是内阁，雍正以后是军机处，基本结构都是皇帝自己亲政，加上一两位亲王作为辅政，配合少数几位大臣、近臣，作为君主决策的中心。

满清皇权的内朝，至少比明代宦官的司礼监稍微合理。然而，内廷的决策直接交付政府六部和相关单位遵旨执行，君主权力无人可以挑战，也无人可以矫正。汉代的廷议和唐代的三省制衡，在明清两代都不见了。

君主与旗民之间，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汉军旗当然又在满旗之下，蒙旗则是满旗的亲戚。此外，还有一批所谓包衣，则是满人扩展时武力掳掠为奴的人众

（主要成分是汉人百姓）

，后来被编入旗下的佐领。

每一个八旗的贵族还有自己的包衣，把他们编制在自己的单位之下。这些包衣的地位，当然就是奴才，主奴关系世代传袭。

奴才和主子在日常生活上往往非常接近，于是，满清的制度里，尤其在清代前半截，许多重要的职务是由包衣出身的奴才担任——得势的奴隶也常常还有自己的奴隶。

整个帝国的结构是君主为奴隶共主，结合不同阶级地位的奴才，统治众多的汉人。

康、雍、乾三朝，许多地方大吏和统兵大将本来是包衣出身，平日对着汉人耀武扬威，一旦失宠，就被打回包衣的奴隶身份。

所有旗人相对于君主都自称“奴才”，汉人则甚至不配以“奴才”自居。

因此，即使在统治阶层的满洲人之内，奴隶体制之下，人是没有尊严的。

明代社会的精英，也就是经过科举出身的缙绅，他们所经由的科考，以朱子学为主，灌输读书人以忠君、守礼的观念；君权恩威并用，利用“胡萝卜”和“棒子”驯化读书人，作为统治者的工具。

清代延续明代统治国家的策略，入关以后，一方面以武力压迫汉人易服剃发，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象征，并且屡次以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压制反抗的思想和行动；另外一方面，将读书人困在科举制度的牢笼下，服从者有富有贵，不服从者被打入底层。

历史上，中国的儒生阶层曾经不断有节烈之士，代表文化的良心、社会的正道，抗议皇权与政权。

直到明代，舍身抗议的人物还是有很多，相对而言，在清代，这种代表文化和道德的人士就少多了。

满清君权一如明代，借刑罚剪除谔谔之士，又以八股文章消磨读书人的志气。

清代两百多年产生状元数十人，其中真正有功业可称的寥寥无几。单从这一个指标就可以看出，科举取士并不是取贤取能，而是取“乖乖牌”。

于是，依仗武力转化的国家暴力居权力的上层，而中层则是这些驯服的文官，在朝俯首服从，在乡鱼肉百姓。

中国文化传统里，以儒家理想平衡国家暴力，无非依靠一批不为权势屈服、不受利禄收买的“士”，来撑持文化的良心。

经过蒙元、朱明、满清三个暴力政治的持续，社会精英渐渐消沉，文化活力也随之衰没。

如此专制的统治上层，其最早的权力基础当然是八旗的武装力量。

入关以后，满旗的实力不够，必须配合投降的汉来共同征服天下。在天下大定以后，清廷削“三藩”，基本上去除了汉军的实力。

满旗的战斗部队，则分别驻戍在全国重要地点，如杭州、广州、福州、成都、荆州、西安等处，都有满城或是旗营扼守战略要地。

在康、雍、乾三代，针对北方的屡次用兵，使得八旗的实力消耗了不少；两三代以后，八旗的子弟安享富贵，也失去了战斗力。

乾隆以后，中国没有常设的国防军，各地旗营都不过是旗人居住的地方而已，国家有事，即需依靠临时招募的汉人部队，组建所谓的“绿营”担任战斗任务。

这些招募的军人，社会地位不高，战斗单位的延续性很弱。

因此，满清一朝的后半段实际上没有常设的军备。

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乾隆时代，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他们回去后撰写的报告里面，

就认为中国是个不设防的国家。

满清能够维持专制的局面，基本上就是依靠爵禄收买了文化的精英，他们已经习惯于“忠君”，不再为大是大非提出抗议。

在太平军以后，平乱的湘军、淮军，俨然是全国唯一可以作战的部队。

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人不知道世界正在面临大变，然而，湘军的领袖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以武力来要挟政府进行改革，号为“一代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竟无法放下自己的君臣伦理观念

（说白一点，另一形态的主奴关系）

。

八国联军之役，帝后出亡，国将不国，封疆大吏也无人敢接出光绪进行改革。

清朝晚年，革命风气大盛，真正参加革命的人物，很少是“文化精英”中人，孙中山即是出身中国社会边缘的人物，他初期发动革命的力量，也始终不能离开会党那些边缘性的组织。

由此可见，威胁、利诱两个手段相比，自古以来，利诱的功效往往比威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