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敏是电视剧《雍正王朝》中的一个角色,他的出场和退场都极为迅速。同时,正因为诺敏的事件,刚刚成为上书房三巨头之一的隆科多也遭遇了重大打击,最终失去了雍正的宠爱。
在谈及诺敏时,剧中表现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
山西藩库的舞弊事件在田文镜和图里琛的揭发下浮出水面,雍正皇帝遂裁定对诺敏判处斩立决。然而,在即将执行死刑之前,诺敏突然高喊了三声“冤枉”。
诺敏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从理论上讲,诺敏并没有资格申诉。山西藩库的账目造假是事实,297名山西官员勾结欺骗朝廷也是事实,他为什么会感到冤屈呢?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细节只是诺敏在临近死亡时的最后反抗。
在重温《雍正王朝》的这部分情节时,看到诺敏与田文镜及图里琛的激烈对抗,我终于理解了他临终前喊冤的原因。
追缴藩库欠款,整顿腐败吏治
波云诡谲、暗流涌动的“九子夺嫡”,在康熙去世后,雍正侥幸胜出,终于画上了句号。
康熙留下给雍正的,并非繁荣昌盛的局面,而是一个官僚腐败、国家财政拮据、积累了诸多问题的大清帝国。
因此,立志整顿吏治的雍正,在即位后首要执行的任务,就是追讨各省藩库的亏缺,整治大清朝官场中盛行的贪污现象。
雍正由于曾经经历追讨国库欠款,对这项工作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
来得太柔和了。
在大清朝时期,各省的藩库常常被地方官员视作“私人金库”,这是他们谋取利益和开展活动的空间。
这个空间中的人们早已建立了默契,团结一致,犹如铜墙铁壁。想通过道理或道德来迫使那些贪官污吏乖乖吐出他们吞下的金钱,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采取强硬手段更不可行。
绝大多数省份的藩库都存在亏损,他不可能对所有涉事官员进行抄家查办。更何况,他手中可用的人手本来就非常有限,即使有可用之人也不能如此处理。毕竟,他刚刚登基,皇位尚未稳固,周围又有虎视眈眈的八爷集团。
鉴于当时的局势和实际情况,雍正采取了“兼顾温和与强硬”的策略——
各省并不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而是设定了一个为期2年的期限,这样给予下方相对充裕的调整空间,以防过于急迫而引发动乱,从而给八爷党可趁之机。
同时,应该清晰规定奖励与惩罚的标准,按时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未能完成的则严格处罚。
在做出决策后,雍正当着上书房中大臣们的面发布了命令:
“各个省份的国库亏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弥补,但不能对老百姓进行剥削。我认为这项工作应从山西开始。”
将山西定为目标的原因在于它是亏损最严重的省份。只要山西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其他省份就无法再找借口。
雍正的话音刚落,隆科多这位新任上书房大臣便站了起来:
“奴才推荐了一位人选,必定能够胜任……诺敏。诺敏在户部时,由于冒犯了八爷,因而被忽视了很多年,不过他却是个聪明灵活、精于理财的人才。”
领导用人最重要的是要与自己想法一致,至于能力和才干则相对次要。
隆科多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特意指出诺敏与老八之间存在恩怨。
如此一来,不仅他推荐诺敏的成功机率将显著上升,雍正也会认为他很有见识,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是可以用的、应该被使用的。
果然,得知诺敏曾与老八发生顶撞后,雍正立刻采纳了隆科多的提议。
因此,诺敏被特别提拔为掌管一方的巡抚,而山西藩库的作假案件也由此展开。
骇人听闻的山西藩库作假案
诺敏上任的首日,便在山西所有官员面前说出了激烈的话语:
“承蒙皇上的宠遇,隆中堂的推荐,朝廷决定派诺某人担任山西巡抚。其实我并不想接受这个任命,因为我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无法妥善管理这个亏空最大的省份。这个省竟然负债超过三百多万库银,而在两年内必须填补完毕,这个责任落在各位身上,每人至少得承担十万以上……我并没有带家眷过来,因为我时刻准备着被朝廷罢免,但我先要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如果我受到惩罚,各位在场的人也别想安然无恙。”
要想弥补藩库的亏损,必须尽快在山西的官场上立足。而要想迅速在官场扎根,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展示自己的背景,依靠靠山,之后再与他人协调相处。
显然,诺敏的这段开场白旨在向山西的官员传达:
我诺敏是皇帝亲自挑选的,背后有隆中堂的大力支持,与你们对抗就是与上面作对,因此你们是否愿意合作,最好三思而后行。如果不想失去乌纱帽,我会陪你们到底。
在成功震慑山西官场并稳固自身位置后,急于展示能力的诺敏,立即向雍正上奏折,表明决心在一年内弥补山西藩库的亏损。
起初,诺敏此举的意图更倾向于“口号式宣扬”,没想到雍正却将他的奏折直接公开给了各个省份。
雍正的这一举动,令隆科多产生了一些思考。
隆科多认为,在短短一年内弥补之前十几年的亏损几乎不可能。但是,雍正不仅没有提出质疑,反而将诺敏“喊口号”的折子发布到了各个省份。
这表明,雍正想要树立一个典范,以便推动整顿官员行为以及追缴藩库的亏损问题。至于这个“典范”是否真实可靠,他并不认为这很重要。
因此,当山西的官员们向隆科多倾诉一年来未能完成任务的窘迫时,隆科多镇定自若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伪造账目。
以山西官府的名义向当地商人借款,先核对亏损数额,然后顺利度过难关,最后再逐步弥补。
显然,隆科多提出这种糟糕的想法,不仅仅是因为他自以为深谙圣意,认为雍正只是想以山西为典范,另一个原因则与他的个人面子和官职有关。
毕竟,诺敏是他推荐的,身上带着他的印记。如果诺敏在山西出问题,他的面子也会受损,甚至可能影响他在雍正心中的分量与地位。
接着,隆科多递出一封密信,要求山西的官员代表将其转交给诺敏。
诺敏似乎察觉到了某种情况,收到隆科多的秘密信件后,立刻同意采取做假账的办法。
于是,山西藩库的造假事件在雍正朝震惊四座。
“硬刚”田文镜、“死扛”图里琛
收到山西在半年内追回全部亏损的报告,雍正格外高兴,立刻命人晚上制作了一块“天下第一巡抚”的牌匾,且由他亲自题写。此外,还特别举行了一场表彰大会。
然而就在各省发出表彰诺敏的折子时,诺敏和山西的官员们正沉醉于顺利过关的喜悦中,却意外地发生了一些事情。
田文镜从陕西出发前往河南上任,在途经山西时,他注意到山西已经弥补了财政的亏空,但令人惊讶的是,当地却私自设立了诸多收费的关卡,变着花样从民众身上榨取财富。
田文镜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立即将他所见所闻向雍正报告。
雍正帝采纳了张廷玉的提议,特别任命田文镜为钦差,以验收之名进行实情调查。
山西的官场如同铁桶般严密,田文镜根本不容易揭开真实情况。
在与阳泉县令和太原县令的审讯无果后,田文镜要求对山西藩库的财务进行核查。
田文镜有可能会进行审计,这在诺敏的预料之中。虽然他并不畏惧田文镜的查账,但在众多下属面前,他必须表现出一定的态度,否则将来身为这个领导就会更加困难。
因此,诺敏毫不留情地询问道:
“田大人是钦差,但皇上只是令你检验藩库归还的官银。您现在要调查我手下的官员,田大人,这恐怕超出了您的权限。”
原本对山西藩库有所疑虑的田文镜,见诺敏表现出这种态度,更加坚定了查账的决心。
虽然诺敏不再阻挠田文镜查账,但仍上奏折揭发田文镜,声称他因嫉妒山西完成任务而频频挑剔,希望雍正在银账核对无误后,追究田文镜的责任,为山西官场正名。
疑问产生了:诺敏为何敢于直接面对田文镜?
田文镜是雍正的得力助手,早在雍正还是阿哥时就一直伴随在他左右,诺敏对此心里非常清楚。
只要资金账目一致,他就算是安全过关了,何必还要额外去指责田文镜,逼迫雍正对“自己人”动手呢?难道诺敏就不担心惹恼雍正吗?
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
在田文镜查看账目未果后,雍正为了打破僵局,并尽快澄清事情,命令御前侍卫领班图里琛出任新任钦差,前往山西彻底调查此事。
尽管诺敏表面上对图里琛表现得非常尊敬,但在图里琛联合田文镜对山西官员进行“软禁”的时候,诺敏却像是发了狂一样,竟然摆出了要置图里琛于死地的架势。
诺敏为何对两任钦差采取如此强硬的“对抗”态度,显得如此胆大?
难道仅仅是依靠他背后有隆科多的支持吗?
问题在于,即使是隆科多本人,也不敢对雍正派来的钦差“出手”,除非他真的想冒险。
换句话说,诺敏之所以敢这样行事,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临死前的“冤枉”
诺敏为什么如此勇敢,不仅敢于“硬碰硬”田文镜,还想对图里琛“出手”?
诺敏并不是认为伪造账目毫无破绽,也并非自以为有隆科多的支持,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一行为是雍正默许并间接指示的。
诺敏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受到隆科多寄来的那封密信和他对山西官员代表所说的话的影响。
当时,隆科多深感自己领悟了圣意,在建议进行帐目造假的事情之前,对山西的官员代表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们也了解皇上的性情,他的本意其实是希望将你们山西作为一个榜样,以便落实我们新朝整顿官僚体系的决心。”
这段话,自然会被山西的官员传达给诺敏。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诺敏在听到这段话后,再加上隆科多亲自写的密信,会有什么想法呢?
他不会将这视为隆科多个人的想法,而是会觉得其中掺杂了雍正的影响。
毕竟,隆科多是雍正的亲信,与他形影不离地待在上书房。如果没有雍正的指示或默认,隆科多怎么会冒险出这个愚蠢的主意。
换句话说,在诺敏看来,他伪造账目是源于雍正的指示,或者可以说这是雍正的一项策略。
至于目标,就是希望以山西为典范,以此来整顿官僚体系,推动各省对藩库亏损的追讨工作。
同时,雍正刚刚将他“喊口号”的奏折宣布至各省,紧接着隆科多就送来了密信,这让诺敏对这种推测更加坚信不疑。
既然这是雍正的意图,那么诺敏就没有理由不去执行。
这正是诺敏勇敢“对抗”田文镜和图里琛的缘由。
诺敏认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执行雍正的“隐秘旨意”,而田文镜只是个对事情毫不知情却爱插手的人,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可畏惧的。
关于图里琛的到来,诺敏依然认为这仅仅是雍正与隆科多的权宜之计,更多是为了给外界展示的一种表象。毕竟,雍正不会轻易损害自己的形象。
既然如此,他需要做的就是确保事情不会被揭露,尽管手段可能极端,最终雍正也会对他追究责任。
这正是诺敏临终前喊冤的真相。
可以说,直到被处决的那一刻,诺敏仍无法明白,自己明明在为雍正效力,为什么会遭遇如此下场,他又怎能不感到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