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十七岁。那年，我从南市的大东中学毕业，怀着憧憬与期待，进入了兴慈中学。住在大东门白渡路的我，面对兴慈中学位于闸北共和新路底所带来的距离，并不感到畏惧。这条悠长的道路正是我青春岁月的见证，更因为可以通过跳级的方式直接升入高二，使得这段旅程显得格外值得。我在崇明度过的初中时光，使我在1945年全家迁至上海后，迅速适应，再次从容追赶失去的时间。

1949年5月，随着上海的解放，校园里的气氛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些同学决定参军南下，而我则努力学业，至1950年顺利毕业，并考入了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兴慈中学的名字，源自创办人兴慈法师，他于1950年圆寂，我很遗憾没有机会拜见这位开创者。学校招收男女学生，伙食自选，长途而来的学生能够便捷地选择住宿，这样的便利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支持。

兴慈中学的邻近区域是宋教仁公园，那里是散步与乘凉的理想场所，很多同学们在课余时选择在此放松心情。此外，校内还设有弘一纪念堂，墙壁上悬挂着弘一法师即李叔同的历史活动照片，这座纪念堂不仅是我们缅怀过去的地方，平日里更是老师与学生的食堂。当时有一次纪念活动，我有幸见到了校长范梅僧和艺术家丰子恺，他们都是弘一法师的弟子，那一刻深深震撼了我，仿佛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回想起我在兴慈的两年，印象最深刻的老师非臧抚九莫属。他是山东人，也是诗人臧克家的叔叔，教授我们语文。臧老师性格严谨，对待课堂学习极为认真。课上，如果有学生背不出指定的课文，他会在背后猛拍一掌，老师的威严让我们对课堂学习倍加重视。他不仅是严格的教育者，对勤奋学习的学生，也表现出关爱与支持。在课堂上，我有幸获得他的赠予，他写下的一首七律让我至今难忘：“弦歌好订忘年交，下里甘随白雪抛。共赏前人评李杜，时占新句问推敲。有缘翰墨非无故，乱世功名等影泡。同趣何当相结伴，一江烟雨卜枝巢。”

这首诗不仅是对我的鼓励，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他渴望我能够在文学上有所进步，而我在求学过程中，或许未能如他所愿，但那段经历始终铭刻在我心中。

说到同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人物，还有桑咸之。他从兴慈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之后又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共党史，后来成为了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者。不过，命运总是无常，他因心脏病于1995年去世，享年64岁。桑咸之的著作《晚清政治与文化》是在他去世后由几位硕士研究生整理出版的，承载着他丰富的学术积淀。他的夫人杨凤仙寄给我一本，扉页上印着咸之的印章，而那份亲笔签名却成了历史的遗憾。

在这本不足29万字的书中，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和丰富的历史资料，给后学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桑咸之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热爱诗歌的人，他在该著作后附着的《晚清思想家杂咏》中，表达了对文化的深刻思考。其中有一首咏静安（王国维）的佳作：“浙东学子好沉思，东瀛归来超罗师。甲骨构架殷商史，戏曲细考宋元时。美学源自叔本华，意境新说赏诗词。人生苦酒终悲剧，只身独赴昆明池。”这不仅是对文学的追求，也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探求，让我深感敬佩。

回首昔日兴慈中学的岁月，那段青涩而又充满梦幻的时光，伴随着知识的滋养与友谊的结成，形成了我人生的重要一部分。即便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那些在校日子所塑造的品性与价值观，依然指引着我在未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今天，兴慈中学的名字烙印在我心中，仿佛幸福的回忆，让人倍感温暖，难以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