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建立并宣布从1912年改用公元纪年法以前，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历史一直沿用以帝王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的纪年方式。

这种纪年法，在当时是非常科学的，因为国王或皇帝始终不会缺，“国不可一日无君”嘛，而且始终只有一人(就一个国家或政区而言)，用他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来纪年，就可以延续不断，使历史可以清楚地记载下去，不致出现年份中断或失混的状况。

但是，现在所通行的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在西汉惠帝后和文帝前都编排有“高后元年至八年(公元前187年至前180年)”，

而查证史书，考察史迹，不能不认为，这所谓的“高后八年”的编排，应该是历史纪年中的错误，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史实。

吕后虽有执政史却没有帝王史

古代的纪年方式是以帝王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为唯一基准并亘古不变的，也正是因为对这一点的坚持，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的国家。

在这数千年的历史中，的确存在许多次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是帝王当政另有执政者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些历史时期的纪年，仍然采用的是以没有执政的帝王的年数或年号，而不是实际执政者的姓名或职位。

所谓“高后”，指的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吕雉的一生颇不平凡，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逐步磨炼成为一个坚强而有胆识的女强人。

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195年去世后，作为高祖的皇后和新即位惠帝的太后的吕雉，确实有差不多15年的实际执政史，说她是一个没有名号却有实权的中国第一位“女皇帝”名副其实。

但是，她确实没有哪怕只有一天或者名义上的帝王称谓。

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秋八月，年仅23岁的汉惠帝死了。《史记》于此处清楚地记载说:虽然“吕氏权由此起”，但是，“九月，……太子即位为帝”，是为“少帝”。

少帝稍稍懂事后，知道了他不是吕氏皇后的儿子，他的亲生母亲已被杀死。汉少帝四年，这位天真幼稚的少年天子竟对人说:“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

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吕雉那里，她果断地将这位小皇帝囚禁起来，不久即将少帝“幽杀”。

接着在汉少帝五年“五月丙辰”，吕雉又重立惠帝的另一个儿子。这是宫廷内幕，没有对外张扬。此后的历史纪年，仍然维持着“少帝”的名义。

汉少帝八年，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吕雉死了。长期受到压制的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刘氏功臣集团，在几天之内，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就把吕雉苦心经营起来的吕氏集团一网打尽。

刘恭、刘弘虽为帝，但是很可能没有谥号。因为古代皇帝的谥号，如汉高祖刘邦的“高”、汉惠帝刘盈的“惠”，都是死后根据其品行、表现而追谥的，而被吕雉“幽杀”的刘恭，被“政变”推翻并杀害了的刘弘，发动政变者是不承认他们是“孝惠子”的，所以很可能就没有谥号。

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间，作为皇后、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吕雉是汉王朝的实际掌权者。

但是，历史纪年是从来不以实际掌权者为纪年主体的。所以，以吕雉作为纪年的主体，不论是以皇后、皇太后还是太皇太后的名义，也不论是15年还是8年，都是不妥当的。

因为，当时是有皇帝的，这个时期不应当成为中国数千年传统纪年方式的例外。

为什么在纪年中会出现“高后”八年

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中，采用什么方式、如何去历史纪年，这实际上是非常令历史学家头痛的一个问题。

仅从司马迁称吕雉为“吕太后”，斑固称“高后”，司马光称“高皇后”这样极不严谨和统一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历史学家对这15年的纪年方式，是非常困惑的。

本来，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间，是有刘盈、刘恭、刘弘三个皇帝的，

历史纪年的主体不应该发生困惑，之所以在这15年间又尤其是后8年中出现纪年主体的困难，是因为封建的历史观，封建的正统观以及将吕氏集团一网打尽的政变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有意造成了这一期间历史纪年的困难。

其实，说刘恭、刘弘兄弟“皆非真孝惠子”并不真实。惠帝刘盈16岁即位，23岁去世，7年之间，正是青春壮年，生儿子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不生儿子的可能性。

他与皇后无子是有非常特殊的原因的。被吕雉强加给惠帝刘盈的张皇后，本是刘盈亲姐姐鲁元公主之女，也就是刘盈的亲外甥女。

但是，刘盈的后宫是姬妾成群的，史书上只说张皇后无子，并没有说刘盈无子，他的嫔妃宫女们照样可以生子。

史书上强调刘恭、刘弘是“他人子”，只是指并非皇后子，而是刘盈小老婆的儿子，交给皇后抚养，冒充她的儿子。

站在皇后的立场，固然是“他人子”，而站在惠帝的立场，仍是刘家血统。正因为如此，吕雉才把孩子的亲娘杀掉。如果是抱自别家，难道独放过孩子的父亲?

吕雉当然也有可能把姓吕的孩子抱来充数，但在屠灭吕氏集团的罪状中，没有此条。

因此，可以肯定，刘恭、刘弘数兄弟，全是刘盈的亲生之子。他们的罪状实际上在于他们身上所流的血有四分之一是吕姓血液。

推翻吕氏集团的高官们对他们长大成人后的恐惧之心难以言表，所以必须让他们死。政治斗争下常使事实真相淹没，政变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刘氏皇帝安全，不过是一个骗局。

汉高祖刘邦共有八子，而代王刘恒是高祖中子，其母薄氏，那时正是吕后与戚夫人争宠，并影响到吕后之子刘盈与戚夫人之子刘如意谁为太子的问题，此时的刘恒，对太子乃至未来的九五之尊的高位，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

殊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吕后在刘邦死后，虽然残害了戚夫人和刘如意并建立了貌似强大的吕氏集团，可是在她死后仅几天，一场宫廷政变就把她苦心经营起来的吕氏集团完全粉碎了。

政变的结果不但是她姓吕的家族完蛋了，连流有她血液的惠帝的儿子们也因政变者担心未来的报复而被斩尽杀绝。

代王刘恒只因“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而被政变者选择为新的皇帝。

本为地方郡王的刘恒是被政变者抬出来的新皇帝，他不仅必须服从，而且也乐于服从政变者关于刘恭、刘弘兄弟“皆非真孝惠子”的说法，在“君权神授”的正统观念作为统治思想的那个时代，如果刘恭、刘弘兄弟是“真孝惠子”，那么刘恒的即位就不是合法的而只能是“篡逆”。

否定刘恭、刘弘兄弟作为汉室皇帝的正统性后，历史纪年怎么办，汉文帝刘恒与政变者没有必要去否定汉惠帝刘盈，因为既难以否定，更在于刘盈已经死了，对他们不存在威胁了。

所以，以“惠帝”纪年的七年是可以认可的：

至于以“少帝”刘恭、刘弘纪年的八年，当然不能认可，一旦认可就会使汉文帝的即位乃至政权缺乏合法化，已经死了的“高后”于是成为这八年的纪年主体的最佳替代物。

历史学家对以“高后”纪年很无奈

面对否定以“少帝”刘恭、刘弘纪年而改为以“高后”纪年的八年历史，司马迁很无奈。

从多方面考虑，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他没有写“孝惠本纪”，而是将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统编为“吕太后本纪”，但在其中，却不以“吕太后”纪年，分别采用“惠帝七年”和“少帝八年”这种方式来客观反映这15年的历史。

这就像他在“高祖本纪”前撰写“项羽本纪”来如实反映公元前206年至202年的历史一样，是非常有见地的。

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刘氏功臣集团根据“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盟誓”对“今王吕氏，非约也”而发动的政变；另一方面，他只能服从由当时的政变者编造的刘恭、刘弘兄弟“皆非真孝惠子”的谎言。

继司马迁之后的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基本上继承了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这15年的史学观。他分别撰写了“惠帝纪”和“高后纪”，以“惠帝”纪年七年，以两个“少帝”纪年八年。

虽然“惠帝纪”和“高后纪”的篇幅都很短，但是他通过这种表述方式，完整地记载了这15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其中的宫廷演变、阴谋和谎言。

虽然司马迁、班固在撰写《史记》、《汉书》时，列有“吕太后本纪”和“高后纪”，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是用“惠帝”七年，“少帝”八年来编排这15年的历史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高后八年”的纪年方式。

但是，司马迁的《史记》是以“吕太后本纪”来编排“惠帝”七年、两个“少帝”八年历史的，非常准确。

而班固的《汉书》是以“惠帝纪”来编排前七年，以“高后纪”来编排后八年的历史的，虽然“高后纪”中客观记载了后八年的历史是以两个“少帝”纪年的，却很容易给人以误导，因为这八年是单列为“高后纪”的。

对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这15年的历史纪年主体，应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惠帝刘盈七年，少帝刘恭、刘弘各四年共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