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晋商，一般是对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群体的统称。在诸多的商帮中，晋商是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之一。他们最先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创建了票号，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梦想并在商场屹立不倒五百年。那么，他们是为何从商并如何从兴到衰呢？

一、山西人为何要从商？

按常理说，商人在四民社会中处于末位，身份地位比较低下，历来受到朝廷的压制和世人的歧视。在《史记》中就有对商人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的严格规定。出行不得乘车，衣服不得为丝绸等。

孝惠帝、高后执政期间，虽然放宽了限制商人的一些政策，但是对商人的地位依然加以限制，并加以歧视，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任宦为吏。”对商人的限制可以说是十分的苛刻，但是山西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气息十分浓厚的地区，为何不求仕，不务农，不为工非得选择经商呢？

其实这种以商为首，自觉为商的选择，有他们主观的意愿，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上述双重条件的作用下，最后走上了经商的道路。总结起来，原因大概有三条:

一是地不养人

山西属于大陆性气候，且山地丘陵多，水田平原少，耕作条件之差为其他省份所难以比拟。与此同时，如此差的耕地条件，却要养活极多的人口。因此，很多文献记载在解释山西多贾的原因时，总是使用“地狭人稠”、“天寒地瘠”、“土地狭满”、“田故无多，虽丰年人日食不足”等说法。

在这种耕作条件下，山西人为了糊口，“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经商求财，挣一口饭吃。这也给山西人的生活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山西，乡间贫寒的农户有吃“男女饭”的习俗。因为山西土地贫瘠，产出较少，为了保证男人的劳动力，“家做两样饭，男吃干，女吃稀；男吃净粮，女吃糠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山西人为了寻一条活路，找一口饭吃，毅然走上了商贾的道路。

这种重商之风是从最初因贫无法立足而不得不异地求食的拓荒者开始的。

二是仕途无望

读书求仕，留名后世固然是读书人的梦想，哪一个读书人不想拥有这样一份荣耀。但是，这对于晋商来说是一种奢望。要想专心的读书，必定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正如上述所说，为了谋生，山西人不得不弃儒从商。

而且，朝廷的腐败也是山西商人不愿意走仕途的原因。那个时候，朝廷可以说是给中国丢尽了颜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南京条约》等一大批丧权辱国的条约先后签订，义和拳，太平军把朝廷闹得鸡犬不宁。

朝廷不但不发愤图强，革旧布新，反而一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即使在庚子事变逃亡西安的途中也不忘捧戏子。在这种情况下，晋商也就失去了读书入仕的希望。

三是以商为荣

由于前两个件的限制，没有出路，但是经商却让他们富足，能购房置地，夸耀乡里，所以经商就成了他们的最优选择。而且，明末清初的时候商人与士人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商人随着财富的积累，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上升。

余英时认为，随着社会人口的增加，士人获得出头之日的机会越来越小，于是商人的数量在这个时期大幅度增加，为儒学转向社会提供了一个渠道，士和商的界限从此变得模糊了。并且，经商富有之后可以从官府手中买到“贡生”的资格，或者直接可以捐官。

因此，在晋商的眼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比士人低一等，在有些比较高调的晋商眼里甚至觉得自己比官老爷还要威风，还要排场。

二、晋商得以发展的文化思想如何形成？

明清时期的晋商以诚信重义号令天下，在近五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自觉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传统道德规范作为价值标准，切实贯彻到经营实践活动之中，并形成了晋商独特的伦理思想。

首先，地方文化总是与当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紧密相关。山西地理条件十分恶劣，曾有“十年九旱”之说。晋商最集中的晋中一带更是自然条件恶劣，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生活很艰辛。如祁县“土瘠民贫，俗尚勤俭”，平遥“水崩沙浅，生理鲜薄，民生其间终岁勤劳”。

土地的贫瘠迫使山西人打破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他们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开始寻找并尝试不同的脱贫之道。明代的王家兄弟王瑶、王现，介休范家的范永斗，太谷曹家的曹三喜，祁县乔家的乔贵发等等，都不甘于贫穷落后的生活而出门寻生计。

晋商创业先祖们背井离乡，凭着吃苦耐劳、不服输的精神走南闯北，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靠着自己的一双手打下了一片天。在艰苦环境中生存的三晋人民并不屈服于自然环境的压力，而是奋发向上，积极面对大自然所带来的挑战，在夹缝中生存。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三晋人民正是在对抗大自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不畏艰险、坚强刚毅的优秀精神和勤俭节约、敦厚朴实的道德品质，这也是晋商后来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山西自古以来形成的浓厚文化积淀是晋商伦理形成的重要来源。晋商家训中的许多伦理思想内容与山西浓厚的文化积淀息息相关。

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有浓郁的神秘气息，传说中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皆从山西各地流传开来。

三晋大地所孕育出的华夏文明对山西的文化、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晋商家训伦理思想的文化源泉。

还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明清时期的山西人自觉不自觉地都在接受着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翻阅晋商的史料，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晋商中的多数人都有过“弃儒服贾”的成长经历。

许多商人在走向商途之前，都有过“学儒”的经历。尽管晋商们弃学从商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晋商中大部分人年少时都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熏陶，对儒学有着深厚的情怀。

这种儒学的经历后来转而从商后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后来的从商经历中，晋商们也保留了儒家的一些优秀精神和品质，在经营理念中融入了儒家传统价值观，严格遵守市场准则，形成了晋商独特的经营理念，树立了儒商的良好形象。

三、晋商票号为何失败？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饮誉欧亚，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清代的票号更是将晋商推向中国商业史上最为辉煌的顶峰。但雄霸商界500年的晋商却在清末民初迅速地衰败了，这是为何呢？

事实上，晋商票号的败亡与清政府的财政性劫掠有直接的关系，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和庚子赔款、日俄战争，每一次应对战费赔款都会让晋商票号大出血，倾其所有难填清政府财政亏空的无底深洞，所以晋商票号的败亡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宿命。

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庚子赔款的发生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晋商票号在此国难之际也饱受战乱之苦。庚子事变时在北京开当铺的晋商，原在北京有 200 余家当铺，每家资本七八万两，少则也有三四万两。

但在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90%以上被抢劫一空。而清政府不仅没有把晋商当成国家的经济命脉来扶持，反而当成了可以任意宰割的一块肥肉，尤其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之时，更是将目光盯在了晋商身上。

不仅想尽办法强行摊派，敲诈勒索，大笔的借款之外，清政府还利用票号汇兑官银屡屡要求票号垫借银两。

尤其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晋商票号更是不断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如日升昌票号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分号被抢劫的白银达五十万两之多。天下易帜后，清政府所欠晋商票号的巨额银两根本无人承担，由此晋商所经营的票号遭遇灭顶之灾。

1914 年“天下第一票号”日升昌宣布破产，随之晋商票号犹如多米诺骨牌纷纷破产倒闭，在中国金融史上叱咤风云近百年的晋商票号从此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

四、总结

在晋商发展过程中，基于传统文化的滋养，将传统道德伦理观深植内心，外在地理环境的磨练，赋予晋商坚韧不拔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勤俭节约的优秀品质，以及年少时期儒学的教育经历，成就了历史上辉煌灿烂的“儒商”形象和一段传奇的经历。

但是由于清政府衰亡，社会形势变化，也墨守成规没有及时进行改革导致其最终衰亡。

参考文献：

谢颖格：“晋商家训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硕士论文，2018年。

刘建生，刘鹏生等：《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