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举与武学皆在仁宗朝经历了设置和废除的过程，宋军缺乏将才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文士也并未因此而改变以读书、笔试来选拔良将的理念。所以，要求恢复武举的呼声很快出现。

例如苏辙在进策中批判废武举的决定：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

苏辙承认透过武举的方式未必真能发掘将才，但是这项制度的意义在于显示统治者对于军事人才的重视，提高“武”的价值，使武官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苏洵看来，武举的功能在于选拔将帅，而非下级武官，旧有的武举取人太多，授予的职位却太低，以致中举者并无法担任将领之职。由于将帅这样高阶职位的数量不需太多，应以荐举的方式办理，由大臣推荐几位具有谋略之人即可，而中选者须立即派任统兵要职，以便其一展长才。

苏洵对于武举的主张固然切合选拔将才的原意，但他期待透过官员推荐和考试立即得到优秀的将帅人选，未免忽略了统领大军的人才必须逐步养成的现实。此外，以荐举的方式选派军职也有实际上的困难。早在真宗咸平年间，朝廷希望以荐举现任官员的方式拔擢将才，田锡即认为不可行，因为“朝臣中武勇者少，设使有武勇，多不愿在武职”。

1331咸平时期武官的地位尚高，荐举将帅已难以进行，何况在仁宗时代。由于武官地位日益低落，设法将政敌改换武阶，已成为仁宗朝文官进行权力斗争时所采行的手段。在此情况下，武举采行荐举的方式恐将引起官员竞相推荐自己厌恶的官员。也许是因为苏洵的主张不切实际，仁宗并未采纳，直到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去世，武举都未恢复。

不过，仁宗死后，情势很快发生变化。嘉祐八年五月，素来重视军事教育的富弼被任命为枢密使。由此可见，武官毕竟是政府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既然“学术”被视为将才必备的要素，政府势必在选官制度上有所设计，以落实此理念。

经过长达一年的讨论，新的武举终告确立。武举成为常举中的一科，每三年举办一次，官员、平民皆可报考。考试项目仍为武艺与兵学，兵学的测验方式是：“以大义为本，参之策问，与明经、进士不甚相远。”由此可见，武举在笔试部分的测验方式实与文科考试类似，知识考试范围由儒家经典改成兵家的著作。

每次考试录取的名额在英宗时期并未确定，至神宗熙宁六年，规定以三十人为上限，每次参加省试的举子则以二百人为限。如此一来，武举成为平民入仕的一种管道，但苏洵所指“取人太多，待之甚轻”的问题仍未解决。武举从治平二年起定期举行，武学的恢复则较慢，直到神宗即位，特别重视军事之学，重建武学之议才被提出。

有鉴于仁宗时期仓促兴学的失败经验，神宗君臣对武学进行较完整的规划。有意就读的学生先考试弓马，合乎标准者才得以入学就读。教学重点在于各家兵法、前代用兵成败及“忠义之节”。由此可见，武学教育的内容仍是依照富弼的意见，以兵书与史书为主轴。

至于武艺，虽然是学生入学及日后升等考试的项目，却不在学校教授的范围之内。习业满三年的学生可参加考试，除少数特优者直接授予军职外，其余成绩优异者则取得免武举省试或解试的优待，故武学生主要的出路是取得参加武举的资格。所以，武学是与武举相互配合，共同担负选拔低阶武官的功能。如同仁宗时代，武学的设立引起反对声浪。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己乎！

对刘敞而言，儒家之学着重于道德，与重视勇力、诡诈的军事之学根本不兼容。政府设置学校在于实践儒家之道，提倡兵学将根本违背此一目的。即使国家承受外患压力，军事仍不应成为官学教育中的一环。所以，对刘敞而言，学校教育的本质是‘文”，根本不应有“武”的成分存在。

这个问题在唐代设立武举与武庙时，即引起文官与武将间激烈的争议。宋代政府在武举和武庙之外又成立武学，提升了“武”的地位，再度激起部分文士的反感。由此可见，提倡武学的文官，原本是希望将“文”的理念用于武”的领域，借主导军事人才的培育，提升“文”的价值。但是，设置专门的武学，却使得“文”在官办教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削弱，等于是承认在“文”之外另有“武”的学术体系，因而激发一批文士出面捍卫“文”的崇高地位。

统治精英应同时具备文、武两方面的素养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但在现实层面上，“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官员在唐代中叶以后已消失殆尽，文官、武将早已各分畛域，形成独立的团体，武将罕读诗书，文官也对统兵实务相当生疏。倡议武学的文士期待改变这样的现象，以培养知书达礼、才兼文武的武官为目标。若是全盘否定兵学教育的意义，切断了读书与统兵的关系，等于继续默认职业军人对军事职务的独占，将有碍文官全面掌控军事决策。因此，反对者的意见并未得到什么回响，武学仍然顺利运作。

坚持文武合一教育理念的官员只能转而对武学教育的内容提出改进意见。例如，在哲宗时代，奉命检讨诸学条制的程颢认为武学“所治经书有《三略》《六韬》《尉缭子》，鄙浅无取，今减去。却添入《孝经》《论语》《孟子》《左氏传》言兵事。”希望以儒家经典取代部分的兵家著作，使经学成为武学教育的一个部分，让“武士”能接受文、武两方面的教育。不过，宋廷始终未将这类意见具体化为制度。

武举与武学的运作在“靖康之难”后中断。南宋初年的政府在兵荒马乱之中，仅能断断续续地维持武举的进行。例如，给事中黄唐传于绍兴三年主张将科举名额的三分之一划归武举，用以选拔武士。不过，这类意见未被采纳，在国家面临严重军事危机的时代，武举并没有变得更为兴盛。直到绍兴十二年，由于宋、金完成和议，整个国家恢复安定，武举的执行才恢复到三年一次的传统。相对地，武学的恢复更为缓慢。

绍兴十六年，高宗才下令临安府设置武学，主要的考量是：国家设武选，所系非轻。不过，执政的秦桧并未真正执行这个命令。这可能是因为他顾忌武学所象征的“尚武”精神，有碍于自己的“偃武修文”政策。由此可见，在秦桧当政时期，对于高宗几次复建武学的要求都是虚应故事。武学只是名义上的重建，虽曾对学舍略加整修，但根本没有学生于其中进行教学活动。

临安武学的运作直到绍兴二十六年才真正开始，其规制仍沿袭北宋，分为上、内、外三舍，学生以一百人为额。教师则为武学博士及武学谕，以文臣或武举出身官员出任。1551宁宗时，朝廷又有意扩大军事教育的规模。庆元五年曾下令各州州学置武士斋舍，派官考试武学生武艺，但这个命令并未真正实行。仅有少数州府，如台州，在当时曾短暂设立。官办的军事教育仍局限于京师的武学。随着时间的进展，参与南宋的武学与武举的人数持续增加。

在绍兴年间武学初设时，愿意入学者很少，政府为填补名额，还下令武举落第者入学就读。但是，到了乾道元年，距离武学开始授课不过九年，就因为申请入学的人数太多而要举办考试进行筛选。同样地，有意投考武举者愈来愈多，政府乃放宽对与试者的资格限制，由过去每位官员只准推荐一人应试，放宽到可推荐两人。如此一来，淳熙七年赴武举省试者增至七百多人，远远超过北宋时代二百人的限额。

1591武举录取名额也随着参与者的增加而成长。绍兴二十四年以前每次仅录取五至七人，绍兴二十四年至三十年，录取额增至近二十人，至孝宗时期再增为四十余人。武学与武举日益受到士人欢迎的事实，也反映在时人肯定这两个制度的言论上。例如，南宋晚期，章如愚在记述武举的历史后，总结说：“有文学，有武学，养之于未用之先也；有文选，有武选，用之于既养之后也。然则科举之法，既有文举矣，鸟可不可武举乎？”

临安武学的《登科题名记》也说：“国家网罗隽彦，不局一途，凡儒学之士既教之、养之，而士之有武勇者亦封殖是务。”都是主张文士与武士既已分化，又同为国家所需之人才，在选举制度与教育机构中，“武”应占有一席之地，为“勇武之士”安排仕进之路。

但是，即使在理论的层次上，武举与武学的存在有其必要性，这两项制度如何在现实上达成选拔将才的目的，以符合设立的原意，则是另一回事，而这正是这两个制度引发激烈批评的关键因素。例如，苏洵指仁宗时期的武举“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徽宗时，王洋指武举“所得士尚皆龌龊，亡古名将风”。理宗时，欧阳守道批评：“至若武举设科，名非不美，然亦为文士假途。其号绝伦者，挽强引重，市井粗才。”可见从北宋到南宋，质疑实施成效的声浪不断。武举的考试方式则被认为是直接导致成效不彰的主因，引发了许多争议。

参考文献：

《登科题名记》《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