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上甘岭》公映，感动了全国人民。有一天晚上，昆明军区首次放映《上甘岭》，军区组织首长和部分机关干部集体观看。但参谋长崔建功在影片放映不久后，就突然离席而去了。

《上甘岭》

起初大家都以为崔建功是出去“方便”了，但在电影结束时才发现，他的座位上一直空空如也。于是有人问他：“上甘岭战役是你打的，这么光荣的事，上甘岭电影为什么不看了？”

崔建功回答：“不是不想看啊，而是不忍看啊，我们师伤亡了那么多人啊，你说我能看下去吗？”

崔建功又接着说：“电影里哪像打仗啊！这是打着玩，好人死不掉，坏人都死完。像这样打，我这个师长太好当了！”

提起上甘岭战役的指挥员，我们往往首先想起的就是王近山、秦基伟，但崔建功也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在上甘岭战役时，他任15军45师师长，长期在一线指挥战斗，为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崔建功

1915年，崔建功出生于河北省魏县郑二庄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他16岁时便离家外出谋生，独自一人闯荡江湖，后来他参加了东北军，入伍后即开赴陕北与红军作战。

当时东北军的许多官兵并不愿意和红军作战，部队里的一位老兵李德胜对崔建功说：“枪一响，就投降。红军优待俘虏，愿回家，送三块大洋。”崔建功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1935年，在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的直罗镇战役中，崔建功只朝天放了一枪，就举枪当了俘虏，从此正式加入了红军。他也从不讳言自己当俘虏的事，曾称自己是“长征的胜利品”、“被机关枪欢迎过来的红军”。

此后崔建功历任班长、排长、干事、股长、团政治处主任等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政工干部。

崔建功（左）

1945年的邯郸战役时，崔建功任太行纵队第7支队第1团政委。支队司令员张廷发在战斗中不慎负伤，无法继续指挥，于是崔建功主动请缨：“司令员，你安心养伤，这里由我来指挥，保证完成任务。“

此后崔建功指挥部队采取让敌人迫近、突然开火、近战歼敌的战术，配合兄弟部队经过一天的激战，将敌人的3个军全部歼灭。

刘伯承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他认为崔建功是个搞军事的人才。战役结束后，30岁的崔建功被任命为太行七分区代理司令员，从此走上了军事指挥员的行列。

1951年3月下旬，任15军45师师长的崔建功率领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奔赴朝鲜战场，部队来不及休整，便参加了为期44天的第五次战役和芝浦里地区阻击战，涌现出了武和尚、刘兴文、柴云振等著名的战斗英雄。

1952年3月，第15军奉命接替第26军在五圣山、斗流峰、西方山一线的防御任务。上甘岭是位于五圣山下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它在五圣山伸出去的两个山腿间，这两个山腿所在的高地一个是537.7高地，另一个是597.9高地，直面美军控制的平康、金化、淮阳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上甘岭地形图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敌人动用了300 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597.9和537.7高地进行了轰炸，轰炸之猛烈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不少人被震得晕头转向，甚至牙齿磕破舌头或者嘴唇，还有一名17岁的小战士被活活震死，45师4个多月苦心构筑的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

轰炸过后，美军第7师在坦克的掩护下，以4个营加4个连的兵力，向两个高地发起了进攻。45师的守备部队只有几个步兵连，但他们殊死抵抗，打退了敌人的30余次冲击，歼敌1900 余人，但45师也伤亡了500余人。

当天晚上，崔建功组织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决定由135团团长张信元指挥597.9高地作战，由133团团长孙家贵指挥537.7高地作战，炮兵由副师长唐万成和15军炮兵副主任靳钟统一指挥，134团为二梯队，尽快完成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加入战斗。

崔建功还索性把自己的床搬到师部指挥所作战值班室，参谋接电话时，他就在一旁听着，有时参谋、作战科长因疲劳过度睡着了，他就直接接电话。战役进行期间，崔建功吃饭很少，靠喝茶、抽烟支撑身体，嗓子经常处于嘶哑状态。

此后的几天一直拉锯式的鏖战，敌我双方交替占领阵地，45师每天要打掉两个新上阵的连队。

打到17日时，崔建功向15军军长秦基伟报告：“军长，我可以守，再攻就攻不动了，我只剩下6个机动连队了，其他的15个连队都打残了！”

秦基伟

有一次，597.9高地又一次失守，45师134团团长张占华已无机动部队可调用，就把团部的勤杂人员，包括卫生员、司号员、通信员、宣传干事等，全部组织起来，由他亲自带着，准备夺回阵地，他说：“人在阵地在，连队的同志牺牲了，还有我们呢！”

崔建功完全劝不住张占华，只好向秦基伟报告，秦基伟马上给张占华打电话：“张占华呀，不要冲了，我命令你下来！”

电话另一头的张占华竟然哭了起来，他说：“军长，我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不久后，秦基伟收到消息，张占华指挥的这队“杂牌军”硬是把丢失的597.9高地夺回来了。

10月18日，敌人又对两个高地轮番猛攻，45师前沿防守部队终因伤亡过过重，不得不退守坑道，这是上甘岭的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

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得知战况后，马上给秦基伟打了电话，秦基伟对他说：“王司令，打得太艰苦了，伤亡太大……”

王近山却说：“秦基伟你听好，今晚不把那两个山头夺回来，你干脆回家放牛去！”

王近山

10分钟后，秦基伟又把电话打给崔建功：“你要夺不回阵地，你就别回来见我！”

但崔建功却不能向下面的某个团打类似的电话，因为他只剩下6个完整的连队了。19日晚，他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对参会的人说：“打吧！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

这天夜里，崔建功指挥4个连队在我军炮火的掩护下，向两个高地的敌人实施反击，激战一夜，终于夺回了阵地。

到20日时，两个高地的大部分表面阵地都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军只好转入坑道，坚持斗争。

崔建功

至此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45师在这七天七夜中，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100多人。据一位西方记者报道：“一个美军连长点名，在下面回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第二阶段的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苦，在坑道里的战士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都喝不到一滴水，只好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由于医疗条件差，很多伤员都牺牲在了坑道里……

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苦，在坑道里的战士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都喝不到一滴水，只好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饼干由于缺水难以下咽，放入干燥的口中竟能把舌头硌破，战士们只好把饼干放在地上，待其吸收些水分后再啃。

坑道里挤满了战斗员、伤员及烈士遗体，生存条件很差，各种气味令人窒息，很多伤员因为得不到救治，都牺牲在了坑道里。

电影《上甘岭》

有一位姓曹的排长，因为受伤部位特殊，排尿异常困难，卫生员王清珍插上导尿管给他导尿，曹排长因紧张加上膀胱憋胀和伤口疼痛，怎么也导不出来，王清珍就用嘴吸导尿管帮助他排尿。

坑道战期间，崔建功指挥部队利用敌人死守阵地的机会，发动夜袭158次，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歼敌4700余人。美7师因伤亡过重无力再战，只好把攻防任务交给韩2师。

但45师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全师1万余人，伤亡过半。战斗最关键时刻，崔建功命令所有人员均上前沿坑道参战。警卫连上去了，勤杂人员上去了，连他的警卫员也被撵上去了。

尽管伤亡巨大，但崔建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提出：要集中全师所有的物资、弹药，全面供给坑道；以坑道为单位成立党支部，形成团结核心，统一领导，积极展开对敌斗争；炮兵积极配合坑道斗争，以及时准确地火力打击破坏坑道的敌人……

崔建功（右一）

10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发出表彰45师上甘岭战斗的嘉奖令，秦基伟收到这个喜讯后，连忙打电话给崔建功：“志司通报了你们师……“

电话的那一头，崔建功紧握话筒的手在发抖，潸然泪下，只是“嗯、嗯、嗯”地应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1月4日，上级考虑到45师伤亡巨大，决定45师除炮兵、通讯、后勤保障部队外，全部撤出阵地休整，将阵地交给12军31师。至此，45师顺利完成上甘岭战役的先期任务。从10月14日至11月4日，45师与敌人进行了大规模的争夺战29次，毙伤俘敌共1.4万余人，自身则伤亡5600余人，为战役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甘岭战役中，45师涌现出了黄继光、龙世昌、孙占元等多位战斗英雄。如10月1日，在与敌争夺597.9高地一个阵地受阻时，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着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的炮弹炸断了他的左腿，但他却拖着残腿爬到了敌人的地堡旁，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最终和敌人的地堡一片被炸成了碎片。战后他被志愿军追记特等功，母亲也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接见。

龙世昌

正是因为当年的战役太过惨烈，所以崔建功不愿看电影，因为这会让他回想起太多往事……

影片上映后，45师的官兵对电影中“王兰”这一女主角议论纷纷，他们表示这场战役根本就没有女兵上前线。崔建功后来也说：“所有能参战的我都命令上了，唯独没有叫女兵上。”但他又加了一句：“但电影可以虚构。”这才平息了参战官兵的意见。

《上甘岭》中的“王兰”

崔建功从朝鲜回国后，历任15军副军长、昆明军区参谋长、军区顾问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晚年的崔建功非常关注国家统一，他常说：“军人应有危机意识，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逐步强大的综合国力面前，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有人曾请崔建功把他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作一个概括，他脱口而出：“跟党走！”

晚年的崔建功（左）

2004年9月10日，崔建功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