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最近的修正并未完全取消鞑靼枷锁的观念（无论其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个观念已经深深地融入广大俄罗斯人的共同意识中。然而，尽管一些解释上的分歧仍然存在，学者们一致认为，鞑靼枷锁在今天是一个词汇错误和过时的历史类别。

一、蒙古—鞑靼统治

蒙古人对罗斯地区的统治始于1230年代，当时的罗斯分裂、破碎，政治和经济多样化，最终诞生了金帐汗国。

14世纪末至15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衰退阶段。1480年11月，金帐汗艾哈迈德（Khan Akhmat）攻击了决定停止向汗纳贡的叛逆附庸（莫斯科大公国）。罗斯军队在乌格拉河（Ugra River）同蒙古军队对峙。

1552年，伊凡四世征服喀山（Kazan），结束了同名的喀山汗国统治。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Astrachan Khanate）灭亡，1582年，西伯利亚汗国（Siberian Khanate）灭亡。蒙古罗斯的最后残余存在于克里米亚汗国（Crimean Khanate），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特殊附庸和合作伙伴及东欧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存在，最终于18世纪向俄罗斯军队投降。

二、鞑靼枷锁

“枷锁”/“轭”一词不是俄语，也没有中世纪编年史或其他与蒙古统治同期的俄罗斯历史文献提到过它。最早创造这个表达的是波兰历史学家扬·德乌戈什（Jan Długosz, 1415–80），他归功于伊凡三世摆脱了“鞑靼枷锁，并使自己和所有土地摆脱了他们的奴役[1]”。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个术语本身在科学话语中发生了变化。帝国时代的俄罗斯史学使用了“鞑靼枷锁”（Tatar Yoke）一词。在苏联时期，这个术语变为“鞑靼-蒙古枷锁”（Tatar-Mongol Yoke），到1960年代末则变为“蒙古-鞑靼枷锁”（Mongol-Tatar Yoke）。

2.1鞑靼枷锁在俄罗斯

鞑靼枷锁的概念起源于彼得大帝“西化”俄罗斯的特定政治背景。第一位在俄罗斯使用“鞑靼枷锁”一词来描述国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人是亚历山大·N·拉季舍夫（Aleksandr N. Radishchev, 1749-1802），他是启蒙运动的一员，严厉批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策，并撰写了一部著名的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Journey from Petersburg to Moscow）。巧合的是，仅仅几年之前，即1784年，俄罗斯领土上的最后一个汗国——克里米亚汗国（Crimea）已彻底进入俄罗斯帝国腹内。

历史学家尼古拉·M·卡拉姆津（Nikolaj M. Karamzin, 1766-1826）将这一术语引入公共辩论，他的权威性使得对野蛮统治的信念深入俄罗斯的集体意识。卡拉姆津的著名言论，如俄罗斯主权者“会放弃自由人民的权利，屈服于野蛮人的枷锁”，以及“野蛮的阴影已经笼罩了俄罗斯的地平线，将我们从欧洲隔开”等等，都广为人知。

亚历山大·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本人写道，正是由于俄罗斯，中世纪的欧洲才能“进化”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成为地球上最文明的地区，因为俄罗斯吸收了从中世纪早期到蒙古人进攻代表的高潮的亚洲大迁徙（入侵）。在普希金写下这些话的那些年里——卡拉姆津刚刚去世——科学院启动了一项关于蒙古统治与俄罗斯关系的研究出版竞赛。1826年和1832年，评审团都未接受任何提案。然而，帝国最高文化机构对这一主题的兴趣证明了其在19世纪初的重要性。对拿破仑的大卫国战争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民族理念向东发展。

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在新一代俄罗斯历史学家、钱币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推动下进行的。东方研究在帝国俄罗斯迅速发展。然而，19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瓦西里·O·克柳切夫斯基（Vasily O. Kljuchevsky, 1841-1911），他在亚历山大二世（Zar Alexandr II）于1861年正式废除农奴制时只有二十岁。克柳切夫斯基深受同代人中许多人的影响，尤其是谢尔盖·M·索洛维约夫（Sergej M. Solovëv, 1820-79）那部《俄罗斯从最早时期的历史》的纪念性作品，这部作品在研究俄罗斯过去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克柳切夫斯基总结说，鞑靼枷锁对罗斯来说是灾难性的，特别是经济上，因为汗国施加了沉重的贡赋，——无论是金钱还是人力资源。然而，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也是第一个发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关系基于财政而非政治—臣属关系的人。克柳切夫斯基的观点影响了俄罗斯史学，连同索洛维约夫的愿景，直到革命引发的动荡之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2.2鞑靼枷锁在苏联

20世纪”有效而成功“地改变了野蛮和野蛮人的定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和苏联都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将鞑靼枷锁比作奥—德（Austro-German）外交政策，并影响了全国的公众舆论。苏联时期标志着鞑靼枷锁概念在历史和社会上的进一步阐述。

苏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叙事。在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

》（Anti Dühring）一书中，恩格斯（F. Engels）写道：“每一次野蛮民族的征服都会扰乱经济发展并破坏大量生产力。”[2]马克思的观点，即蒙古人在俄罗斯建立了一个基于惩罚性突袭和大规模杀戮的系统性恐怖政权广为人知。[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建立了其作为殉道者的叙事：首先被不可战胜的敌人入侵，最终通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在这两种情况下，俄罗斯都逃脱了对野蛮概念不可避免的修正主义，并且确实通过推翻它改变了野蛮本身的轨迹。国家社会主义的“Herrenrasse”被混合欧亚血统的文明所击败。在这种观点下，文明者变得野蛮，最终被文明的野蛮人击败。

1944年，当ЦК ВКП命令学者审查古代俄罗斯历史，消除任何对蒙古统治的美化时，枷锁的概念变得更加僵化。苏联宣传需要强化不可避免的吸引力的观念：俄罗斯如此文明，以至于低等的游牧民族也很高兴加入。然而，战后苏联史学继续将蒙古在俄罗斯的统治描绘得非常阴暗。

由于列夫·古米廖夫（Lev Gumilëv, 1912-92）的研究，围绕鞑靼枷锁概念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列夫·古米廖夫常常挑战苏联的官方历史和民族学理论。他摒弃了“枷锁”一词，转而使用“русско-орды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ак симбиоз”。在他看来，不可能有任何枷锁，因为俄罗斯属于草原，而蒙古人将它带到了它应有的位置。古米廖夫关于民族（ethnos）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以及超民族（superethnos）作为多个民族融合的结果的观点，是共生理论的基础。草原民族和中世纪的俄罗斯人属于一个与天主教欧洲侵略力量对立的超级民族。[4]

三、今日的鞑靼枷锁

苏联解体后，关于金帐汗国的研究在俄罗斯及其国外迅速增多。特别是在那些与蒙古历史有关的社区仍然众多并将其起源与蒙古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地区，如鞑靼斯坦共和国，那里作为主体人口的穆斯林声称有一个对俄罗斯历史有重要影响的过去。对书面和实物资料的系统性研究，通过已发表和未发表手稿的编辑和再编辑以及考古挖掘活动，取得了重要成果。对生活在金帐汗国的不同社区的研究揭示了过去未曾或很少研究的新一面。对蒙古历史的个别主题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极大地创新了对金帐汗国的研究。在爱德华·C·哈尔珀林 (Edward C. Halperin)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德文·德韦斯 (Devin Deweese)关于金帐汗国伊斯兰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1998年，唐纳德·唐·加里·奥斯特罗夫斯基（Donald“ Don” Gary Ostrowski）出版了《莫斯科大公国与蒙古人》（Muscovy and the Mongols），对蒙古对俄罗斯历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说法，拜占庭教会的弱点使得俄罗斯神职人员能够发展出一种反蒙古叙事，以打破莫斯科贵族与鞑靼人之间的联系。因此，“枷锁”并不是西方的发明，而是东正教会的发明。俄罗斯神职人员希望发展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叙事，其权力不依赖于蒙古的支持，而是源于上帝的恩典。

1997年，《祖国》杂志（Rodina）发表了一篇受到广泛讨论的文章，题为《森林与草原：未知的篇章》。来自俄罗斯和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学者就各种理论展开了讨论。他们的结论多种多样，有时甚至相互对立，表明蒙古统治在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历史上有争议的主题。出现在《祖国》上的文章构成了当前关于该主题的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一些学者，如弗拉迪斯拉夫·彼得罗维奇·达克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Петро́вич Дарке́вич/Vladislav Petrovich Darkevich），认为蒙古在俄罗斯的经历是极其负面的，而D.M. Iskhakov则持更为微妙和某种程度上的修正立场，他同Trepavlov,V.V.和A.I. Kurchki认为蒙古统治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并且与达克维奇等学者相反，认为蒙古统治是中世纪罗斯的政治统一力量。在这方面，《祖国》期刊上最具创新性的意见是鞑靼斯坦科学院中世纪考古学部主任亚历山大·L·伊斯梅洛夫（Iskander L. Izmailov）的，他抗议道他仍然不得不处理一个他称之为荒谬的问题。根据伊斯梅洛夫的说法，问题不在于蒙古统治对俄罗斯的影响负面还是正面，因为两个半世纪是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进步和衰退交替出现，并且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人口阶层和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相互交错，不能总是被识别为绝对性特征。蒙古影响的后果在多年间、在俄罗斯的不同地区、对不同人口层次和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伊斯梅洛夫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了解蒙古统治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的政治空间”，换句话说，这些发展最终如何导致帝国的诞生。伊兹迈洛夫提出的观点得到了A.A. Gorski反思的证实，后者在同一期《祖国》以及许多随后的作品中主张，蒙古统治必须作为俄罗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研究。

V.N. Rudakov也表达并仍然坚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枷锁”一词在应用于13至14世纪的俄蒙关系现实时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关系是不断变化的，特点是合作与对抗、接近与战争、联盟与惩罚性远征、贸易协议与税收的征收。那是一个漫长的时期，不能狭隘地贴上标签。因此，“枷锁”一词是一个时代错误。

目前在俄罗斯方俄蒙研究中形成的共识依赖于对金帐汗国在被征服的俄罗斯不同地区建立的联系类型进行质疑。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尤里·V·克里沃舍耶夫（Ju. V. Krivosheev）的研究一直朝这方向发展。克里沃舍耶夫创造了“附庸国”一词作为对金帐汗国统治下罗斯政权的定义。历史学家认为，蒙古对罗斯公国施加的约束仅限于税收和征兵，这产生了一种相关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蒙古人要求罗斯贵族纳税和服兵役。为此，他们派遣达鲁花赤，这些官员成为影响当时社区性质的税收征收统治阶级。然而，这些蒙古官僚很快被当地官员——通常是罗斯王公——取代。根据克里沃舍耶夫的说法，蒙古人影响了罗斯社会的面貌，但并没有扭曲它。除了统治的最初几年，当地贵族始终保持了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和立法自主权。持类似观点的是德国学者G. Stökl，他强调了蒙古人留给罗斯贵族的政治自主权。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拉丁（Nikolay Nikolaevich Kradin）是当代俄罗斯科学院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的科学创作也置于这种解释空间内。克拉丁至少二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游牧民族，他同意克里沃舍耶夫的论点，认为金帐汗国是一个以“税收”作为主要资源（不仅在罗斯如此）的国家。游牧民和农民在同一监管和制度下不同的生态环境中生活。因此，蒙古人对俄罗斯资源的利用是一个遥远的过程。

克拉丁和克里沃舍耶夫研究了罗斯资料中的“边界”概念，因为术语本身的存在证明了金帐汗国和罗斯间至少存在语义上的分界。中世纪的边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难想象蒙古人对一个边界本身至少有两到三百公里的领土进行狭隘而压迫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沃舍耶夫坚持与“枷锁”相反的“远程统治”概念。

近年来，俄蒙关系的研究变得越来越精细，具有更广泛和更精细化分区的特点，远离综合理论和不可避免的概括。I.I. Nazipov指出，尽管形式上仍是附庸国，但罗斯西北地区在很多年里在政治上独立于金帐汗国。最近Sh.B. Chimitdorzhiev和V.V. Trepavlov的研究坚持蒙古术语“兀鲁斯”（ulus）的含义。由于对蒙古人来说，兀鲁斯是一个人类而非领土概念（Vladimircov的研究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最近见T.D. Skrynnikova），其结果是财政而非政治关系。对于金帐汗国的蒙古人来说，俄罗斯公国不是完全依赖汗的附庸，而是纳税国，其政治自主权得到保障。

四、总结

两个半世纪以来，蒙古人（而非题主所意淫的元朝/忽必烈兀鲁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从东欧到东亚的广阔领土。金帐汗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具有详尽的政治和行政体系。其内部的权力关系反映了俄罗斯公国的状况。蒙古人确实要求俄罗斯贵族纳贡和提供其他服务。蒙古社会内部存在的结构包括可汗深入亚洲和哈剌和林的旅程、征兵、惩罚性远征、精英的调动以及蒙古官员的任命。这些都是强加的结构，但同样强加的还有运输和通讯的组织、贸易的促进以及对商人的保护。

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是如此独特和不均匀，以至于今天仍在争论俄罗斯在俄罗斯之前是否实际上是俄罗斯。蒙古人的征服无处不伴随着大规模的破坏。从战争对贸易和生产造成的损害中恢复过来需要几十年，这既影响了农村也影响了城市。然而，蒙古入侵及其对某些地区的统治在每个地方都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和强度表现出来。正如克里沃舍耶夫所指出的那样，蒙古人的统治方式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如果在最初几十年是更狭隘和直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松散和遥远。书面资料几乎从未提及不太明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方法，而只是批评异教徒和后来不信教的入侵者的罪恶。

讨论蒙古统治对罗斯的特征和后果，首先意味着与几百年意识形态对立产生的后果相抗衡：一方面，有人认为这一经历是一个断裂，将俄罗斯拖向东方，并注定其落后于欧洲的命运。其他人则认为金帐汗国的建立是现代俄罗斯身份的奠基时刻，是俄罗斯独特性的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欧亚间的多民族得以跨界交融，东方精神主义得以胜过西欧的颓废物质主义。

从彼得一世开始的史学传统，建立了这一神话，这对于制造所谓的民族共同记忆是必要的，以此来证明俄罗斯国家的存在先于欧洲。这个模式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接受，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国家的“重生”。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相互对立使得蒙古统治进入了视野，直到一个新的文化思潮兴起：欧亚主义运动，它出现在革命后的移民中。在俄罗斯出现的是一种与欧洲物质主义相对立的美德模型，正是通过蒙古入侵以及亚细亚和拜占庭之间的合成，体现了俄罗斯精神的独特性，注定要战胜一个假定的颓废西方文明。

因此，从蒙古统治俄罗斯所构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建筑物是建立在投射而不非来源上。几个世纪以来，成见和预设的结论与一个比泛泛理论更复杂和不同的时代重叠。在俄罗斯及其外部，当前的史学至少达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基辅罗斯与莫斯科俄罗斯之间没有“完整”的连续性。蒙古统治不是俄罗斯连续历史流中的一个边缘性中断，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其后果不能被隐藏或低估。

最后，让我以叶夫根尼·V·诺列夫（Evgenij V. Nolev）的话作为这篇回答的作为这个回答的结束语：

“蒙古枷锁（Mongol Yoke）的概念现在已经耗尽了其意识形态和认识论潜力。今天使用这一概念不符合科学辩论，相反，它可能在民族关系领域产生破坏性后果。

参考

1. 1. ^乔治·韦尔纳茨基（G. Vernadsky） 认为，在17世纪15%的俄罗斯贵族有蒙古或亚洲血统。当代俄语词汇中有很多或多或少直接借用了蒙古或突厥语，特别是在商业领域。此外，人口普查、征兵、税收网络、通讯和邮政系统（yam）都在蒙古统治期间引入罗斯。金帐汗国的官员在“蒙古”罗斯的最东部地区 相对轻松地实施了这一新现代化过程，而在罗斯西北部地区则或近乎不可能实行（除非以极为缓慢且不完善的方式）。
2. 2.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3. 3、最为臭名昭著的相关论著当为《金帐汗国兴衰史》，本书带有作者强烈的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偏见。
4. 4、古米廖夫在晚年——特别是1987年苏联经济改革（Perestroika）——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学术尊重，成为俄罗斯和前苏联共和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在当今的俄罗斯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俄罗斯和中亚主要城市的研究中心以古米廖夫命名；街道、山脉和大学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弗拉基米尔·普京从未隐瞒俄罗斯外交政策与古米廖夫科学反思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