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根据《史记》与《汉书》记载，分析孔子与商瞿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今人应该注意到，经过东汉以降一批可能是官方学者身份的儒生们所补编过的《史记》，比《汉书》都还更像是一部儒家著作！这，恐怕就是南宋以降伴随程朱理学地位的上升，《史记》也因此越来越被朝廷官方和儒生们所青睐的原因吧！

司马迁的《史记》是绝对不应该记载《论语》之事的，因为，《后汉书·班彪传》明确史载司马迁的《史记》是“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而后人所说的关于孔安国发掘整编古文《论语》等所谓“孔老宅壁中古文献”，即使就算是真有其事，那也是发生在晚于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后的天汉年间的事情了。

而且，《汉书·艺文志》还明确记载了因前91年的“巫蛊祸乱”，这批古文献在汉武帝死亡的前87年之前根本就没有问世。但纵观《史记》则可知，《史记》中不但有大量的《论语》章句，其甚至还以孔安国或汉昭帝、汉宣帝以降的《论语》编撰者的口吻。

由此可见，自称“余”是孔门弟子的“太史公”所著的《史记》，被后儒所补编而造成的“岳飞杀张飞”情况也就因此昭然如是了！尽管《汉书》也有大量的班固个人儒生倾向的史载问题，但是，《汉书》中也有不少“真说”是不利于后世儒生托孔造伪之说的！读者可比较对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关于孔子传《易》之说，两书明显有章句上的差异！《汉书·儒林传》说：“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古汉语之中，“受，授”二字通义，按照《汉书》这种说法，今人可理解成是商瞿子木向孔子传授了《易》。

相比之下，后世修缮《史记》的那些儒生编纂者们可能意识到了《汉书》中的这个说法是极端不利于抬高孔子的，于是乎，他们就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明确说“孔子传易于瞿”，这个明显是唐宋以降才产生出来的汉语结构说法，其文义就非常清晰了，这是明确告诉人们说是孔子编撰了《易》以后且向商瞿子木传授了《易》！然后，商瞿之《易》经过若干人的传承，终于传承到了汉武帝时代的太中大夫杨何这里。杨何，是西汉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易》而出任朝廷高官的人，杨何之后，又有了汉武帝时代的主父偃、周霸、莒衡胡等喜好《易》之人出任了朝廷官员。

但相比之下，《汉书》中则只明确记载了西汉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以《易》射策科举程序而出仕之人，这就是西汉后期的蜀人何武，史载：“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与翟方进交志相友。光禄勋举四行，迁为鄠令，坐法免归。”（《汉书·何武》）由此可见，何武也是西汉后期的易学家，而且，他这个易学家还是通过朝廷的射策科举程序先成为甲科的“状元”而后为官的。

西汉230年，能够正式通过《五经》射策程序登科甲第而出仕者甚少，大约只有公孙弘、董仲舒、萧望之、匡衡、翟方进、王嘉、马宫等为数极少之人，其他人可能因精通《五经》而通过举荐贤良方正的程序出仕为官，但他们往往都没有经过朝廷正式的射策科举程序，就连扬雄这样的大学问家，他生前也没有经历过朝廷的射策科举程序。

关于商瞿与孔子的关系及其他们两者之间究竟是谁传授了谁的《易》的问题，叶梦得（1077年－1148年），南宋初期的翰林学士和户部尚书，其人善于经考，著有《叶氏春秋传》等著作。钱穆以上引证的叶梦得的疑古言论，笔者查阅了不少书籍无所证，但笔者却在宋元之际的学者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二》的“京房易传四卷”篇章中，看到了这段文字，因此，这段疑商瞿与孔子关系的言论，恐为马端临所言，或是他引证的不知出于谁口的古典所说。

不过，既然北宋前期就有了欧阳修等人疑《易传》之说，因此，南宋以降的学人继续怀疑后世儒生托孔造伪易学源流，应该不意外！不过，令人有些吃惊的是，今四川双流县胜利镇境内岷江旁边的杨柳河流域中的瞿上乡，有处古老的“瞿上城”遗址，根据晋朝常璩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华阳国志·蜀志》）杜宇，是史载的统一古蜀国的第一个帝王，号望帝，其年代大约是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初。

杜宇禅位的第二个统一古蜀国帝王，就是号丛帝的鳖灵，鳖灵所创的“开明”朝延续十二世，于前316年被秦国吞并。杜宇当年开辟的治水农业基地，一是在郫邑，即今四川郫县地区和温江寿安区内的“柏灌王墓”一带。也就是西汉扬雄的家乡故里所在地；二就是这个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瞿上”。瞿上城遗址距离今发现的成都市金沙古蜀国遗址大约只有十余公里路程。古汉语之中，“尚，上，商”通义，“瞿，瞿”也同义，再加之古汉语之中的宾谓倒装句的情况很普遍。

那么，这里，人们就应该提出疑问，这个据说是传授孔子《易》的商瞿，究竟是《汉书》、《史记》记载的鲁人商瞿子木，还是古蜀易学家的“瞿上子木”呢？而且，蜀地的“上瞿城”遗址，的确就坐落今双流县胜利镇境内的牧马山和杨柳河，“牧马山”又被本地农民一直称之为“木山”。如果将《史记》、《汉书》中所说的“商瞿子木”倒过来阅读，其就是“木子瞿上”，就是木山与河渠地区中的学者的意思。而今双流“瞿上”遗址所处的杨柳河，的确就是古代蜀人开发的人工之“河渠”！即，“瞿”可能是河之“渠”（注，蜀地方言将瞿发音成渠）的假借字！

同时，扬雄《太玄·装》中提及的“忂周，忂商”等词汇，及其《太玄·玄数》中提及的“为犊，为忂，为会，为都，为度，为量，为土工”，几乎就是在讲述古蜀王在商忂地农耕开渠开国都之事。更为重要的是，易卦学家“商瞿子木”所在地的扬柳河上游河流名江安河，而江安河旁边，就是古蜀国王“柏灌”故地的“八卦山”。西汉时代，除开京城长安之外，学者大多集中在两地，一是殷商故地的齐鲁和中原六国故地，二就是蜀地；这就是本书中反复提示的“蜀学，齐鲁学”的西汉两大学术思想文化板块的问题，也是笔者在本书中反复提示的周王朝之前的中国两个古老文明文化所在地的问题。

西汉易学史上，除开施雠为沛人之外，田何、周王孙、丁宽、齐服生、韩婴、杨何（字叔元），田王孙、梁丘贺、京房、孟喜、焦延寿、费直、高相等人均是齐鲁地一带人氏。相比之下，《汉书》除明确记载了蜀人何武是西汉时代唯一的一个《易》之射策甲科者外，还记载了另一个约为汉昭帝时代的擅长于卦气说的蜀地易学家赵宾，同时，扬雄的老师严君平也是明确史载的易学家，“君平卜筮于成都市。······则依蓍龟为言利害。”（《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同时，汉景帝时代的司马相如曾经拜师学易的蜀地临邛“点易洞”一带的老师胡安，也是西汉前期的著名易学家；严君平的父亲严子睎也应是汉武帝时代的蜀地民间中的易学家；《宋史·谯定传》中所说的严君平的易学老师的“郭曩氏之祖”，也应该是西汉中前期巴郡南平（今重庆市巴县一带）的易学家之一；只不过“胡安、严子睎、郭曩氏”这些西汉中前期的蜀地易学家均不见《汉书》、《史记》史载而已。

关于商瞿子木与孔子的关系及其他们两者之间究竟谁传授了谁之易学的问题，因为其说甚古和疑点太多，再加之《汉书》、《史记》对此说法各自存在着表达章句差异，因此，我们这里只是要提示，西汉中前期的易学可能就已存在着两大学派分野情况了，一是蜀地重视天文、水利、农业、气象、数学与人的互相关系的易学，二就是中原齐鲁地区中流行的那种注重以天文天象变异情况去套用《春秋》等政治历史知识而言论现实政治灾异的易学。

通过对西汉易学史的简要梳理可知，西汉易学从民间卜筮方术走向官方认可的《五经》之一的学问，仅仅肇始于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代以降，而汉武帝时代中后期，因出现了巴蜀落下闳创立浑天说理论和造《太初历》的重大事件。

结语

因此，汉武帝以降，也就是大致从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时代肇始，以上所说的中国两大学易学派的分野情况就更加明确了。赵宾、严君平、何武、扬雄等人，可能继承的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落下闳等人注重数学原理和宇宙天文学内涵的易学！相比之下，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西汉中后期的京房等人的易学，可能就属于当时中原齐鲁地中的那种注重言论灾异的另类易学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