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郭嵩焘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经常触犯官场的潜规则，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比如他在讲六部书吏的时候，就有下面这么一段话：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

郭嵩焘这番话要是放在乾隆朝，应该是有政治风险的，乾隆帝搞不好会以污蔑朝廷为由以文字罪人。所幸，“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一句出自嘉庆帝，所以问题也不大。

同样是晚清另一个敢讲真话的大臣冯桂芬，评价衙门书吏的时候，也有一番高论：

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卿贰督抚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天子曰可，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于是乎其权遂出于宰相大臣之上，其贵也又如此。

从郭嵩焘、冯桂芬的感慨之中，不难看出清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点：虽政令出自决策者，然实权却掌握在各部衙门书吏的手中。

六部书吏的地位与作用

清代的六部是书吏擅权的重灾区，本来按照规定，朝廷行政权的拥有者是部院的各级官员，六部尚书、侍郎作为堂官主抓大方向，其下的司官郎中、员外郎则负责具体实施。书吏的职责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秘书，主要负责抄写文书、保管档案一类的文字工作。

以官员主政，书吏协助，这个制度的设定本身是有很大问题的。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官员通过科举或是恩荫、贡监入仕的，四书五经上并没有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具体的政务，即所学非所用。

有些人进入六部衙门后，尚能认真学习条例，但总体而言，六部官员的行政能力参差不齐。况且铁打的部院流水的官，很少有官员在一个衙门干到老的。

与掌权的各级官员相比，书吏却是以父子、兄弟相袭，成为一个固定的职业，世代都在同一个衙门任职。换言之，六部官员对于朝廷的条例、成法远不及书吏那般熟悉，所以在很多具体行政事务中，不得不仰仗书吏。

如果要是遇到一些责任心不强的官员，他们一般都是让书吏拟稿，然后原封不动地上呈给上司或皇帝。如此，最高行政机构六部的实际权力就很大程度地掌握在书吏手中了。

清代的官书以及很多史料中，不乏抨击书吏的言辞，但仔细想来似乎又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专业技能和政治地位不配备上。整体来看，书吏的行政能力是要高过各级官员的，可是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上升的通道，就是优秀者被授予官职，一般也是八品、九品一类的佐杂。

除了仕途以外，书吏的法定收入也少得可怜，仅有少量的工食和饭食补贴。所以书吏要是不从地方官那收取孝敬，这日子自然也就过不下去。这种客观因素的存在，也就导致了一旦地方官孝敬部费不合意，部吏就会百般刁难，甚至出现主动勒索、权钱交易的问题。

和地方各级衙门一样，六部的书吏主要也被绍兴籍人士垄断。为了遏制这一现象，康熙朝时就有朝臣提出建议，要引入其他地区的书吏，和绍兴籍书吏竞争，朝廷甚至还有过驱逐绍兴籍书吏的举动。

然而，绍兴籍书吏的职业化程度很深，将他们驱逐之后，其他省份的书吏在短时间内难以胜任文书的工作，六部政务很快陷入停滞状态。而通过考试招募书吏，最终胜出的还是绍兴籍人士，因此书吏垄断六部这个死结，一直到清代灭亡也没能解开。

刑部的情况相对较好

六部当中，以户部和刑部的事务最繁，也是人员配置最多的两个衙门。只不过户部涉及的都是一些钱粮问题，书吏最多也就是从地方官身上割肉，大行索贿营私之能事，对朝廷来说不至于伤筋动骨。

而刑部则不同，刑部官员的任职资格是很高的，必须要对法律、条例有相当的掌握，因为一旦出错涉及的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清初时期，刑部和其他各部一样，书吏作弊的花样繁多。雍正继位后，对刑部的现状十分重视，决定加以改革。他下旨凡是各省有发来案件，必须是各司主事当堂领取回司，经本司满汉官员商议、审理后，亲自拟定文稿，即便一天不能完成，也要将文书封固，不许书吏经手。

雍正的这一规定，就彻底扭转了书吏弄权的现状，将刑部书吏的权责局限在抄写文稿的范围内。这样刑部书吏就不能在例案的选择、文稿的拟写上直接动手脚了，只能采取涂改文字这样比较容易被发现的舞弊方式，当然这样做风险也很大且成功率也不高。

乾隆以后，刑部官员的法律专业水准也在不断提高，并在晚清形成了以司法实践带动律法研究的风气，这与雍正时改革刑部的行政程序密切相关。

而且自乾隆朝开始，刑部的司官、主事一类的，在仕途升迁上也开始显示出优越性，被号称是六部人才最盛之地。刑部的司官往往是各省按察使的首选，而且晋升侍郎、尚书的机会也很大。

总而言之，六部书吏有机可趁主要还是各级官员行政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如果都像刑部那样，在专业方面深耕细作，那么书吏也不会像嘉庆帝所说的那样，本朝与胥吏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