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央的会议上，总能一眼看到一个头裹白毛巾，身穿半旧对襟褂子的人，他便是新中国第一位农民副总理陈永贵。

出身农民的他不论职务多高，不论进行什么活动，哪怕是进行国事访问，也永远是一身农民打扮，也因此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扎白毛巾的副总理”。

他没有什么文化，却深得中央领导人们的认可，他将毛主席看做自己的偶像，终其一生都在维护伟人的思想。

他的经历更堪称传奇，不像新中国其他的功勋干部们，他没有参加过战斗，也没有参加过革命。

但就是这样的他，后来却去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就连大作家郭沫若，也对他的事迹十分赞佩。

1964年12月，陈永贵去北京开会，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当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从山西昔阳小山沟沟里出来，到北京开会，竟然还能见到毛主席，而且是被邀请去参加主席的71岁生日宴会。

想到要见主席了，他心里别提多紧张了。

等到毛主席出现，亲切地上去同大家握手时，轮到他的时候，他激动地上前一步，粗糙宽厚的大手直接包住了主席的手。

毛主席道一声：“永贵好啊！”

他更加笑得合不拢嘴，大牙花露在外面半天都收不回来。

后来直到临终，他都牢牢记得同主席的第一次见面，病床上的他在弥留之际，嘴里还在含含糊糊地念叨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陈永贵，我没给毛主席丢脸。”

而陈永贵当年之所以能和毛主席见面，就不得不提他在大寨的功绩了。

1914年，陈永贵出生于山西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小山村，名叫石山村，不过他长大却不是在石山村，原来因为父母早亡，他在隔壁的大寨村长大。

和石山村一样，大寨村当时同样是穷乡僻壤，七沟八梁一面坡，解放初期全村不足百户，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

而陈永贵，最终改变了这一现状。

也因此，他又被人们称作是“上天送给大寨村的礼物，同时是送给全国农民的礼物”。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村渡过了三年自然灾难时期，一个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山村，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平均每人上交了400公斤的余粮，使得大寨成为了全国有名的“高产村”。

也正是因此，陈永贵一路被提拔到了中央，去到了毛主席身边。

1975年，陈永贵进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被任命为了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当时亲口宣布了这一任命。

为此，他找到了周总理，他十分认真地解释，自己没啥文化，恐怕是当不了这个副总理啊。

而周恩来当时的神情反倒十分严肃，片刻沉默，周总理眼神坚定地看着陈永贵道：“永贵，这个任命，是组织上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

听到这话，陈永贵心下已经了然，他不再推脱，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命。

1986年，陈永贵去世了，而就在此之前他已经辞任副总理，但中央最终还是按照副总理的规格为他举办了追悼会。

根据这位“农民副总理”的遗嘱，他生前的5300块积蓄全部上交，用作了党费。

而就在16年后，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再接受采访时，谈及父亲的离世，他无意间道出了一个“秘密”，他说：“我爸的遗嘱是改过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年陈永贵接受国务院副总理的任命时，曾经向周总理提出过一个小小的要求，那便是让自己的户口还是留在山西昔阳，而不迁到北京，与此同时他也不要国家给他开工资。

周总理拗不过他，最终在口头上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在待遇上没按他说的，该给他的一点也没少，为他配备了汽车、警务员、司机还有炊事员。

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先是住在京西宾馆，后来又住到了钓鱼台国宾馆。

住了一段时间后，陈永贵实在不习惯，闷得慌，思来想去，于是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主席能批准他搬出去，以后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和昔阳蹲点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全国其他农村做些调查，最后留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学习工作……

很快，毛主席就收到了这封信，并最终同意了。

那之后，陈永贵搬到了北京交道口附近的一处四合院，除了要处理中央的工作，其余时候一闲下来，他就回山西老家。

他的老伴宋玉林还有几个儿女，也都一直住在老家，户口也都在老家。

1965年时，陈永贵的第一个妻子癌症去世，只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离婚的宋玉林。

陈永贵比宋玉林要大十岁，那时候陈永贵忙着处理村里的事情，而宋玉林对这个全国劳模打心底里敬佩，嫁给陈永贵后，她做好了一个家庭坚实的大后方，将家里的琐事和孩子们料理得井井有条。

后来，宋玉林40多岁的时候突然怀孕了，那时陈永贵已经去到了北京工作，他不在老家的日子里，宋玉林也只能从广播里、报纸上了解丈夫的行踪。

宋玉林直觉想要打掉这个孩子，她觉得自己年纪大了，40多，都可以当奶奶了，怎么好意思生孩子啊。

而远在北京的陈永贵得知后，赶忙给宋玉林打了电话，把宋玉林说了一顿。

最后，宋玉林留下了这个孩子，也就是老陈家最小的儿子陈明亮。

1980年时，陈永贵已经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了，中央考虑到他年纪大了，特意做了安排，要他留在北京住下来，领工资生活，此前汽车、司机、警务员等都保留，并让他本人落户北京，老伴还有小儿子陈明亮的户口也都转到北京。

开始的时候，陈永贵还是想回老家，不过想到小儿子陈明亮当时刚小学毕业，还要继续读书，他自己一辈子都没完全摘下文盲的帽子，他希望儿辈能读好书，上个好大学。

于是，他接受了中央的安排，给老伴写了封信，要老伴准备一下，搬来北京，让小儿子转来北京的学校上学，至于家中没吃完的粮食，就都分给村民们。

就这样，安排好一切之后，他又开始忙着搬家，因为已经不担任领导职务了，他坚决不再住交道口的四合院了，当时中央的意见是不要搬了，但还是拗不过他。

最终在1981年春节，陈永贵和老伴宋玉林，还有幼子陈明亮，一起住进了木樨地公寓楼的一套房子。

这时的陈永贵，在操劳了大半生之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他的外表没有太大的变化，身上还是那件黑色对襟的夹袄，脚上是一双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刀刻似的皱纹，虽然已经70多了，但是精神依然矍铄，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也宏亮。

周围人，年纪大点的都喊他“陈大哥”，年轻的都喊“永贵大叔”。

而小儿子就跟在他身边，在北京顺利上学读了中学。

1986年，陈永贵病重住院，小儿子陈明亮正面临高考。

他本打算看着小儿子上完大学的，但最终还是没能看到。

临终前，他立下了遗嘱。

16年后，小儿子谈及父亲的去世，直言父亲的遗嘱，他一直留着。

至于他说父亲的遗嘱改过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陈永贵一共留下8300块钱，里面还包括土改时房子作价给集体的3000来块钱。

陈永贵的意思是全部交党费，结果就是为这钱，平素里都顺着他的老伴宋玉林和他狠狠吵了一架。

宋玉林当时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全部交了党费，明亮今年上大学怎么办？”

最后，陈永贵只能修改了遗嘱，5300块上交党费，3000块留给了小儿子当学费。

而陈明亮也总算没有辜负期望，在父亲去世几个月后，顺利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

父亲留给他的3000块用作了学费，至于生活费，从大二开始，他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毕业后又进入一家公司，后来开过发廊，开过餐馆，当过商贸公司的经理，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去了澳洲进修，学习工商管理，开始做贸易。

2002年时，陈明亮已经是北京一家投资公司和重庆一家实业公司的总裁。

经商多年，他的信条是：该赚的钱赚，不该赚的，白给也不要，而父亲，则成为了他心中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