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1946年6月，敌30万大军围攻中原，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中原突围与五年前的皖南事变相比较，有几点颇为相似：战争都是敌军在半年之前就开始酝酿，两次事件都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战后我军都丢掉了根据地（皖南根据地和中原解放区）。

正是因为两者有着太多相似点，所以不但敌军在战后宣扬彻底铲除了中原解放军，中原逐鹿大获全胜，我军内部在一段时期也认为中原突围是第二个“皖南事变”，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中原突围虽然损失不小，但和“皖南事变”有根本的不同。

【皖南事变】

第一点不同，就是皖南新四军和中原军区的地理环境。

皖南地区地处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区的丘陵山地，与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接壤。

1938年1月，新四军成立，军部最初设在江西南昌。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转移到安徽皖南的泾县云岭镇罗里村，云岭南依青弋江、西靠黄山、北望长江，罗里村旁也有一条叶子河。

但是，从整体来看新四军所在的云岭孤悬敌后，周边的蒋军亦敌亦友。

从地理上来看，沟壑纵横的皖南不利于大部队宽大机动，贫瘠的丘陵也难以养活太多的人。所以，新四军从成立之初，延安就指示“东进”，“皖南事变”前陈毅、粟裕已经转移到了苏中敌后。

中原军区，以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为核心，巅峰时期拥有28个县。

与皖南相比中原军区的地理位置稍好一些。虽然南面有长江天险，西邻险峻的桐柏山区，北面有陇海铁路，东面有平汉铁路，很容易陷入敌军四面合围，但毕竟与华中、陕甘宁和晋冀鲁豫隔铁路相望。

桐柏山、华中、陕甘宁和晋冀鲁豫，就是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的方向。

【新四军军部迁移】

第二点不同，皖南新四军和中原军区面对的敌军不同。

无论是“皖南事变”还是“中原突围”，敌军都是蓄谋已久。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发来“皓电”，要求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在一个月内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军队缩编为10万。11月9日，朱、彭、叶、项英回复“佳电”，为团结抗战做了让步，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

划给新四军北移的路线要通过日军封锁的长江，“借刀杀人”图谋一览无余。

江南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对云岭形成合围之势，上官云相在茂林埋伏了7个师2个旅8万余人，有张文清25军40师、52师、108师1个旅，10军79师，29军62师，50军144师、145师、新7师1个旅，范绍曾21军146师。敌军既以逸待劳，又居高临下。

“中原突围”前，中原军区5万余人被包围在宣化店为中心的百里狭小地带。

敌军有郑州绥靖公署5个军：罗列1军，赵锡田10军，武廷麟15军，曾甦元41军和严明90军。还有武汉行辕5个军：胡琏18军，张光玮48军，宋瑞珂66军，杨文泉72军和沈澄年75军。

【第32集团军司令官上官云相】

第三点不同，“皖南事变”和“中原突围”敌我指挥官区别大。

“皖南事变”中敌军指挥官是第三战区顾祝同和32集团军上官云相。

顾祝同是江苏涟水人，蒋氏倚重的高级将领之一，“皖南事变”就发生在他的地盘第三战区。上官云相，山东商河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2集团军（下辖49、70、86军）司令官。

上官云相非常狡猾，利用和叶挺同学之谊到云岭游玩借机侦察。还誓旦旦许诺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9000余人北转时完全放行，绝不会“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结果，叶挺、项英都被他给骗了。

包围中原军区的敌军，来自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辕。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是刘峙，副主任有孙震（川军）、胡宗南、刘汝明（西北军），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湘军），副主任王瓒绪（川军）、唐式遵（川军）、孙蔚如（杨虎城心腹）。

从纸面实力看，中原敌军实力派将领也都非常能打，造成突围损失很大。

中原军区，有司令员李先念、副司令员王树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突围之前，大家对敌军和美方代表认识有一个提高的过程，虽然有所被动但是突围计划还是非常有针对性。

【项英和陈毅】

第四点不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

这是两次突围的最大不同，也是新四军军部全军覆没和中原成功突围的根本所在。

一支部队的军政主官关系直接影响战斗力，比如刘邓、陈粟和林罗刘都堪称黄金搭档，但是我军历史上也有一些“怨档”，如寻淮洲和乐少华，陈毅和饶书记，但最典型的还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叶挺和项英并无私人恩怨，纯粹是工作分歧、理念分歧。叶挺是“铁军”的团长，但不是组织成员不能参加新四军的关键会议。“皖南事变”发生前2个多月，主席和总部多次急电催促新四军军部转移。但是，项英一时舍不下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云岭根据地，加上非战斗人员和家属数量庞大，所以想多坚持一段时间。

1940年12月26日，延安发出没有商量余地的指示电，限令20天内处理完毕一切问题，12月底全部开拔。但是，新四军军部已失去先机，1941年1月4日走进了茂林敌军的伏击圈。

与老资格的项英相比，郑位三此前是新四军4支队政委，皖南事变后任2师政委。

郑位三和李先念、王树声、王震的配合非常默契，大敌当前，郑位三谢绝了延安让他乘军调组的飞机转移的建议，抱病和中原军区一起突围大涨部队士气，军政主官和谐默契是成功突围的关键因素。

【郑位三】

此外，“皖南事变”和“中原突围”的结果也迥异。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直属两个纵队9000余人，几乎全军覆没，仅有2000人零散突围，没有一支成建制突围的部队。唯一有近千人突围的傅秋涛第一纵队，最多的一股不过几十人。

1946年6、7月份，中原5万余人兵分六路突围，第一阶段损失了1万余人。

主要还是在第二阶段坚持斗争和转移中，部队损失较大。但也出现了一支成建制突围的“奇兵”，那就是偏师皮定均一纵1旅，7000人突出去5000余人，减员主要是就地隐藏的非战斗人员。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谈判被扣押，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参谋长周子昆牺牲。另外，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参谋长赵希仲被俘投敌，新四军军部基本上损失殆尽。

相反，“中原突围”主席要求“生存第一，胜利立第一”，突围前军区主要首长都穿了便装，还派出“皮旅”7000余人吸引敌军，派出鄂东军区独2旅6000余人留守军区“丢车保帅”做了牺牲。

中原突围部队人数锐减，但都保留了火种。一年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成立大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副司令员，张才千、刘昌毅也回到老部队。而王震、王恩茂、郭鹏等人留在了西野，皮定均则到了华野。

从最后的结果看，解放战争初期三大胜利之一的“中原突围”，结果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