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资料来看，宋代武将经商活动呈现出两点特征，

一是运营规模庞大，二是在武将群体中呈现常态化。

前辈学者探讨宋代武将经商活动兴盛的原因时，大多从以下角度得出观点：

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经商之风席卷全社会，职业商人以外的群体也萌发了投入经商活动的意识，农民、工匠、僧侣、道士等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到这场来势汹汹的商业浪潮中，武将有常人固有的趋利心，同样难以抗拒追商逐利的诱惑。

世俗观念的变迁

宋代空前繁荣的商业环境成就了许多商人。

商人一方面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令人艳羡，另一方面利用手中财富为资源，通过科举、纳官、联姻等方式向官场靠拢，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宋代得到提升

，商业不再是令人不齿的贱业。

官僚集团内部舆论压力的松弛

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在宋代经历冲击。从北宋王安石变法提出倡利到南宋浙东思想家提出事功思想，重利主义在两宋发展壮大，传统义利观对宋代官员的精神束缚因此松动，

无形中给官员追逐商利时提供了一层心理上的自我宽慰机制

。

“崇文轻武”导向的影响

宋代武人的地位低于文人，这是不争的事实。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

导向

下，使得武将难以实现自身的抱负，从而将志向转为经商敛财。

武将经商活动规模庞大

在宋代，参与经商的官员受职务所限，必然无法在商业运营的全过程中亲力亲为，将经商的事项交付他人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文官和武将都是如此。乾德四年五月，太祖曾下诏禁止官员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擅自经商：“自今其勿复令部曲主掌事务，及于部内贸易，与民争利。违者论如律。”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又下诏禁止“文武官僚遣亲信于化外贩

鬻

”，这两道诏令中的“令部曲主掌事务”，“遣亲信于化外贩鬻”可窥见委托代理人进行贸易是官员经商时的普遍模式。

但最有名的还是名叫刘光世，他的刘光世商业经营的规模堪称两宋之最，

他抽调八千士兵从事商业贸易，接近麾下全军人数的六分之一。

他的亲信乔仲福和王德在绍兴年间操纵了一桩巨大的官盐盗贩案，通州原先存有官盐二十万袋，经乔仲福和王德部中盗窃贩卖后，仅剩三万袋。公库中的十七万袋官盐被陆续偷盗、销售出去，可以想见这场盗贩活动中动用的人数之众。

宋代，盐、酒作为受众群体广泛的国家禁榷品，商业利润极为丰厚。也是武将组织贩卖活动时最常见的物资。

南宋武将利用军队中有大量劳动力的特殊性从事走私贩卖盐酒等活动，其阵势之猖獗，民间尽知。以致百姓都打着军方旗号大肆贩盐。“军人、百姓结集徒众买私盐”的军民勾结卖盐现象。可见军队平日里贩卖私盐时集体出动，阵势逼人，在民间影响极大，以至百姓中有不法者贩盐时以冒充军队为策略。

武将经商活动呈现常态化

对于宋人而言,文官群体面对追商逐利的态度因人而异，有汲汲于商业经营者，亦多有清介廉洁之士，士大夫出身的文官在政府控制、道德评判、官场舆论方面的压力较大，

在自身修养和外界压力的束缚下，经商在文官群体中没有成为集体化的行为，但宋代武将群体中，经商行为已经成常态化。

据《宋史》中记载，太祖朝，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璃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掌控棣州军，郭进掌控山西军，武守琪戍兵晋阳，李谦溥镇守庆州，董遵诲屯兵环州，王彦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太祖下放免税的特权鼓励这一批边

将

贸易，“

筅

榷之利，悉免之军中。听其贸易，而免其征税”。

李汉超等一批边将在朝廷的允许下掌握一方酒榷征利，兼有其他营利性的经营，“以佐军费”。从“边臣富于财，得以为间谍，羌夷情状，无不预知。

二十年间，无外顾之忧”这样的评价可知，从北宋初年起，朝廷充分认可对将士采用物质激励这一手段的成效。

宋代武将组织军队行商的活跃程度往往与边境形势密不可分,

北宋早期、中期以前,武将从事回易之风兴盛，南宋宁宗朝以前,军队中皆以商业营运为常态，都与这些时期边境战事频发直接相关。

边境之患终究未绝，因此，朝廷虽时有军队参与经商营运的禁令,但事实上武将组织军队行商的现象贯穿两宋,只是规模和活跃程度有所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