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述唐代诗人生平和创作的传记专书，成就卓越，《唐才子传》对于研宄唐代诗歌具有难以替代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足本十卷，共记述初唐至唐末五代３９８位诗人。意外的是，当中还有不少流寓诗人的诗歌创作。数量庞大的的流寓才子籍贯为何处？这些精英群体为何要流寓呢？

一、“才子”释名与标准

“才”通常被释为“才华、才学”之义，尤其“诗才”为显著特点。历代才子形象与概念却会随着历史的推移发生变迁，在不同的历史境况下，“才子”展现出不同的“才能”。“才子”这一概念的传承与流变所反映的正是历朝历代社会观念的嬗变。

（一）“才子”释名及内涵递嬗

“才子”历史由来己久，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战国时期“才子”标准应是博学多才，具有上德的德才兼备之人。

到了魏晋时代文学才能也成了一种不可忽视之“才”。文学获得广泛社会层面的独立价值，文人成为中坚力量。此时“才子”一词的使用已与文学才能密切融合起来。

“才子”所拥有的文学才能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有着明确目标。经历了古代文学自由独立及自觉统治时代的魏晋时期文人，在重新确定谱写古代文学的主体谱系时，早已将“才子”这一文学概念全部直接纳入他们的的文学理论领域。才子与文体作为主体与客体同时而语，此时的一代才子已经和文学艺术关系密切，二者互为表里。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领域完全接纳了“才子”这一文学界定，“才子”真正意义上“进入，文学领域，还是应该以钟嵘《诗品》将“才子”一词作为评判标准引入诗学批评体系作为标志。

进入唐代，才子概念与文学的关联度更为紧密。一方面名扬诗坛的“初唐四杰”这个以“才子”命名的文学集团出现，这时“才子”概念延续了《诗品》所确立的才子概念传统。而后元稹为代表的元和诗人以“才子”名震当时，“元才子”也便在“建安才子”到“大历十才子”的历史系统之外，延续并发展，为才子概念挖掘出新的目标路向。

宋元时期由于社会习俗的转变，俗文学获得发展的肥沃土壤，而文学中的才子概念开始向着市俗化方向发展。唐代“元才子”所开辟风流才子概念由整体流连于青楼妓馆等歌舞场所的词人柳永齡，由于对其词“才子词人”的解读糖，产生时代性歧义，自然而然的产生了“风流才子”这一世俗化“才子”下位概念。

由关注性情与诗才的蕴藉才子到形成仪表为重且非诗辞才华的风流才子形象，概念在历史语境下逐渐偏离原前传统，生发出新的语义。

总而言之，文学历史自古车轮滚滚向前，往前走时也不免往后回顾，文学史上作为文学形象的“才子”发生流变历程，才子概念并非是固定的，评判标准也在不同历史时代中递进。

（二）唐代“才子”形象

魏晋时期，所形成的以“建安才子”为代表的文学才子概念，在唐代得到了继承，唐“才子”大多数诗学造诣甚高的天赋诗人。唐代才子群体与唐代尊崇儒学文化传统具有密切的联系。

在唐人眼中，所谓“才子”指早慧的的天才少年，也可以用来指称有吏治才干的官员、有诗学才能者、参加科举的举子、相互交往的友人、充当幕佐的谋士等身份，同时还具有典故、泛称等文学语言方面的功能性含义。

唐人以诗才高拔的诗人为才子，以“才子”命名的第一个文学团体出现在由盛唐转入中唐的大历时期。李端、韩翊、钱起等诗酒唱和，号大历十才子，十人何以并称“才子”而非其他称号，主要是因为这十人经常唱和作答，而且在当时凭借诗艺闻名文坛。

唐代是诗歌的鼎盛时代，“才子”的首选便是有诗学才能的人，才情与诗才尤为重要，这与唐人重视诗学才华是难以分割的。唐人们也认为所谓唐才子，固然应该具备深厚的诗学功底，但能否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的个人魅力也很重要，这种心理在唐人对于才子的很多作品中并不鲜见。

此外，官吏、幕佐以及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也不乏有被视为“才子”者。唐人对这些“才子”的称誉大多集中于吏治才能与文学才华这两点上。相较于他们的为官才能，文学才华倒显得比较次要，更像是一种美化和点缀。

二、《唐才子传》与流寓

（一）“才子”文学、史学及文化价值

根据辛文房对于才子的选拔标准来看，才子大多是文章佳美，才高词瞻之辈，而且唐代稍有名气的诗人或者诗学群体，如初唐四杰、吴中四士、竹溪六逸和咸丰十哲等都在才子范围内，诗人身份与才子身份重合，故而有唐一代的才子的诗歌创作，都为唐诗的整体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诗歌的发展长河中，这些优秀的才子诗人，使得唐诗气象不可谓不辉煌。广泛的社会题材描写展现在一首首唐诗中，凝练着民族文化，崇尚才情、融通雅俗的才子共同创作出具有真情实感和充实社会内容的诗歌作品，为唐诗的发展注入涌动的生命力。

生活在元代的辛文房受时代文化观念影响巨大，祧宋宗唐，以唐诗为宗，恢复吟咏性情的诗歌传统方是诗歌之正途。同时他认为文学可做不朽之盛事，可以超越时间，而诗歌作为文学代表，“兴观群怨”自是无一不可。

纵观前代，唯有唐诗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经过“文体三变”，无论格律，还是体裁，更是独步诗坛。因此对于唐代诗人，辛氏也是万分敬慕，在其才子选编中游目翻检，资料详实，所立传的才子天赋异禀，风骨峭峻，其笔下的唐才子形象和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才子，他们诗歌气度在当时都有一定影响力，而且才性才情都为时所称。

这些才子的诗歌作品达到上万首，规模宏大，所涉内容宽泛，题材丰富，风格各不相同，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具代表性的诗人，以其诗歌为清晰地勾勒出唐代文学风貌。

通观《唐才子传》成书背景、涉及内容、编写体例和文学史学价值，唐文学史上无一与之媲美，虽然是为才子作传，但是表达的却是整个元代对于盛唐诗歌的敬意。此书字字心血，句句真情，无论是作为史料文献，还是诗人传记，其功用不一而足。尤其是对于唐代社会风貌的勾勒，对于文化现象的分析，都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值得后世推崇。

（二）“才子”流寓之属性

有唐一代，才子数量众多，分布于天南海北，而且文献资料在历史的变迁中很难保存下来，导致一部分才子的里贯及流寓情况无法考证，也存在可考的才子籍贯争议较多，一人三郡望，游历地方的年限难以确证的情况不在少数。

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主体的文人群体始终处于流动之中，在流域轴线和轴心城市进行文学互动。唐代才子流寓漂泊，四海行旅，似乎己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常态，千里赴举，跋山涉水去干谒，游曳幕府，或是走终南捷径，终宄是要离开故土，远走他乡的，所为不过一场豪赌，一次才华的证明，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快意，荣归故里的无上荣耀。

才子亦是浪子，他们所见到每一处山水名胜，停歇逗留的的每一个驿站，见到的每一个他乡的本地人，吃的每一餐饭都将是其诗歌创作的源流与素材，都是他日名扬四海的铠甲与武器。

唐代的举子落第以后大多数不会返归家乡，而是留在长安过夏，炎炎夏日在寄宿之出读书作文，过下之后到秋时便以习作进呈王公大臣与仕宦名流以求举荐，为明春之再试做准备。

从初唐到晚唐，放眼整个唐代，京畿道和都畿道一直是才子流寓的首选区域，最受欢迎的文化区首当其冲便是处于城市轴心地位的两都，京畿道内京兆长安和都畿道内的河南府洛阳，往来诗人数量极多，两都独一无二的人文背景与地理背景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和源流之地。

三、唐才子流寓原因探微

流寓的原因从大方面来讲可以分为两种，社会性的原因和个人性的原因，而社会性的原因又是主要的，起到了主导性作用的。唐才子流寓主要是社会性原因偏多，可以划分为政治形势、文化政策、科举制度经济发展等，而有些流寓的原因可以分为多重性。

（一）政治形势的影响

唐朝是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在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基础上，唐代统治者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到文化统一上。武德四年，在唐太宗的大力倡议和直接指导组织下，于秦府开设学馆，广泛吸引西方儒学之士，同时这位贤明的君主又通采取广纳贤才的积极措施，号召天下文人积极向正统教育机构靠拢，广征儒士，大辟生源。

在积极文化政策下，儒学被置于相当高的思想位置，居三教之首。兴办儒学教育，大规模引进人才，开辟生源等文化措施使得长安成为人才碁萃之地及文士求学、入仕的中心。

相当大数量的的才子需要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赶往长安这个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开始他们对于权利、名望、理想的追逐。这也是才子流寓长安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天子脚下，机会和运气往往要比其他普通地域多一些。

此外，作为中唐分水岭的安史之乱也对这一局面起到了促进作用。无论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期的社会原因来看，还是从爆发时期整个王朝的跌宕命运来看，文人的文学生活和个人生活都会陷入极度不稳定的动荡之中，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流寓。

当时趋于避乱，从首到白发，高位到底层，流寓南方的才子们过着寻求稳定却不稳定的生活，作为天宝遗民，在复杂的时代中诗歌也呈现出复杂的情绪，这是动荡社会对民众的损害。

（二）科举制度的推动

唐入仕之门路颇广，但科举为主要路径，科举的名缰利锁对于才子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形成了复杂而多样的流寓士风。追逐名场，汲汲于仕途，千里赴举之风盛行，无论贫穷或富贵，无不为科举准备。总之，一些流寓行为可以看成为了科举仕途而衍生出来的流寓活动。

（三）唐代官制的影响

一方面，唐代的使职差遣频繁，使职差遣官的数量也在逐步增多。这种制度的设置对于唐代的人才选拔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一方面，唐才子流寓原因，与唐朝官制的流弊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唐代对于公务系统的管理和政治系统的肃清逐渐趋于严密，对犯罪官员的流贬惩罚经历了由宽松到严格的递进过程。将犯罪官员由京官贬为地方官，使其远离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放逐偏远地方以示惩处，这也催生了不少的流寓才子群体。

结语

唐初统治者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到文化统一上，长安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及文士求学、入仕的中心，士人群体开始大规模向京都进发。同时安史之乱的发生，也促进了流寓才子群体的扩大。总而言之，唐代流寓才子群体的出现，是当时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