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横扫六国，建立起以“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的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中国封建史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由秦至清，中国历史渡过了2000余年的厚重轨迹，期间，不计纷繁复杂的东晋南北朝和征战不休的“五代十国”，大体上存在过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七个完整统一的封建政权。

考证历史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即便号称大一统的中原王朝中，其国祚最长不过仅仅400年。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中央封建王朝为何始终无法打破400年这道魔咒呢？

要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封建王朝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角度着手深入剖析。

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中国社会土地的价值对于国家、地主和农民的价值不言而喻。先秦时期的中国土地所有制是“井田制”，“井田制”起源于商代成熟于西周，“井田”分为公田和私田，天子将纵横交错的“井田”据为国家公有，而“井田”之外的私田则是由天子论功行赏或是按照血缘关系亲疏分封给诸侯各国。

然而，到了春秋战国后期，随着铁质农耕器具的出现，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井田制”逐渐崩溃，随之而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原来的“井田制”，国祚延绵了八百余年的周王朝也逐渐随之土崩瓦解。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秦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一扫山东六国，天下一统，嬴政自称秦始皇并正式颁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具体来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组成是由国家、地主和农民三要素构成。

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即古人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地主不种地但拥有土地经营权，土地由农民耕种，农民拥有使用权，国家定期或不定期向地主收取实物赋税，地主则将赋税摊派到农民头上，农民交纳赋税后剩余粮食勉强维持生计度日。这就是“封建王朝土地所有制”。

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秦汉以前的政治制度采取“分封制”即将与周王室有着血缘关系的皇室成员，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各自分封为诸侯国作为屏障以拱卫周王朝的安全。

随着历史的车轮转入春秋时期，周王朝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周礼，随之礼崩乐坏，原先分封的各大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等方式逐渐尾大不掉成为埋葬周王朝的一股强势力量。

到了战国时期，周王朝分封的大大小小诸侯国通过兼并组合，中原大地上只剩下：齐、楚、燕、赵、韩、魏、秦战国七雄鼎立的局面，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国天下大定，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才结束549年纷纷扰扰的春秋战国时代。

秦始皇登基后与丞相李斯、博士淳于越等人多次商讨过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问题。李斯明确提出“废分封置郡县”的政治主张，李斯的理由：“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而博士淳于越等人的政治主张：“封藩建卫”以拱卫秦王朝的安全。

秦始皇思虑良久：“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讨论的最终结果确立了“郡县制”为政体的国家运行模式。

此后历朝历代将“郡县制”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不二之选。

古代社会文化层面：商周时期奴隶制国家趋于日臻完善，及至西周代商，分封诸侯，周礼文化成为维系周王室与各诸侯国之间的纽带，此时的周礼文化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贯穿于周人生老病死，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必须符合周礼的规范，否则被洪荒周礼视为蛮夷。

然而，春秋战国以降，各诸侯国之间激烈的战争兼并，使得原本以伦理道德为实体的周文华逐渐衰落，而以实用、效率为首要目标的法家文化成为春秋战国逐渐兴起的一面大旗。

因此在七雄鼎立的格局下，各诸侯国为了求亡图存，纷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变法图强运动，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商鞅变法也标志着自西周以来的周礼文化的终结。

然而，成也商鞅，败也商鞅。自秦孝公大胆启用商鞅进行变法，秦国国势如日中天，秦始皇横扫天下、一统六合，但扫平六国的秦始皇并没有及时调整治国思想，而是仍以法家思想文化来治理天下，秦始皇驾崩天下战乱四起，曾经强盛一时的秦王朝瞬间倾覆，取而代之的刘汉王朝开启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理模式，奠定了日后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的基调。

中华封建文明的大船由秦王朝首发至清王朝而沉沦，往往一个封建王朝生命力最为活跃便在其新朝初创阶段，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无不呈现在王朝初期，而封建王朝中后期伴随着土地兼并、地主豪强的崛起很少有能出现所谓的治世，即便有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史，能勉强打破国祚400年的唯有东西两汉，而东西两汉却是以天下战乱为代价而续写这一传奇的。

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之所以无法打破延绵国运400年的魔咒，说到底主要是由于国家、地主和农民三股力量的相互平衡的问题。对于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来讲，经过战乱原先的阶级固化问题被打破，王朝初立，封建统治者根基浅薄，地主的远远还未形成敢跟中央叫板的豪强势力，加之封建统治者注重与民修养减免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然而，随着封建国家局势趋于稳定，侯爵藩镇势力对农民的人身和土地控制力逐渐加强，豪强势力逐渐成为一股股寄生在封建中央王朝身上的一颗颗毒瘤，侵蚀着朝廷的骨血。随着这股毒瘤的发育，豪强势力便会成为皇室外戚或与外戚狼狈为奸，乃至与宦官相互勾结。

同时豪强势力为了攫取更多政治权益，通过压榨农民以增强自身实力，至此皇帝至尊无上的权威被腐蚀殆尽，底层民众水深火热，由此而引发新一轮的农民起义浪潮。在一轮轮起义造反运动中，往往都是由农民打头阵，地主豪强势力作为幕后力量推波助澜，当农民起义军足够搅动天下大势之时，豪强势力所率领的军队便会全力出击，逐一打击各路义军，至此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历史一轮接一轮如此循环往复的前进。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何汉武帝会对豪强势力痛下杀手，即便是地主豪强们没有任何过错。

因为一旦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顽固联盟，从史料分析若拿100年作为分水岭，那么这100年就是阶级固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一个周期。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中央集权制统一大王朝，即便面对如此强势的豪强势力，其“身体”也会为之一空。从该层面来分析，我们就能理解为何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无法突破400年国祚的历史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