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奠基者——秦始皇与蒙恬（6）

主笔：闲乐生

雄关漫道，蜿蜒无尽，浮云散落天边。蒙恬背靠着长城，手倚着长剑，眼望着芳草牧马、黄河落日，一股宏大、厚重、苍茫、豪迈之气从胸中涌起。一转眼，他离开咸阳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间，帝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条大路河渠竣工使用，一座座宫殿城池拔地而起，作为帝国的守望者与建设者，他心中的感慨，千言万语说不清。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他这把长剑，此生注定要倚在这极北天边，支撑住根基尚未稳固的帝国，无论多么艰苦、孤独、寂寞，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时，远处不知哪里传来一缕悠扬的胡笳声，大概是某位守边的将士又在思念故乡了，这些帝国的守护者们，为了大秦的安宁，付出了太多太多。蒙恬不由心潮澎湃，也取了一把古筝，叮叮铮铮的弹了起来，原来的秦筝，乃是五弦，蒙恬将它改成十二弦，音色更加丰富。蓝天白云下，悠扬的笳声伴着苍凉的筝声，将整片草原笼罩在一片淡淡的乡愁之中。一滴闪烁的泪珠，悄然滑落蒙恬的脸颊。

即使再刚强的汉子，也有脆弱的时候。谁的心，不曾柔软。

忽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乐声的和谐，蒙恬站起身来，极目远眺,透过树冠密集的枝桠，望见天远地远的前方，一列车队踏风而来，卷起漫天尘土。

蒙恬淡淡的笑了，扶苏，公子扶苏终于来了。皇帝将他最看重的接班人交给了自己，我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公子扶苏，始皇帝的长子，大秦王朝不出意外的内定继承人。他的名字“扶苏”，就是取自《诗经》中一首经典的郑国民间情歌——《山有扶苏》，描写的是一个女子在约会时与爱人的打情骂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意思是说：

高山上面有大树，荷花长在低洼地。不见子都美男子，倒碰上个狂妄笨东西。

高山上面有青松，荭草长在低洼地。美男子充不曾见，倒来了个狡猾色小子。

由此可以推断，始皇帝与扶苏之母或许有过一段甜蜜而浪漫的爱情，他对他们这爱情结晶当然更是十分疼爱，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才将其取名为“扶苏”（树木枝叶茂盛之意），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让大秦日益繁盛。

所以，当秦朝上下都在学法入仕的时候，秦始皇偏偏给扶苏找了个儒学大师——淳于越，这一点颇让人思量。

我们读历史，总有一个错觉，总以为大秦虎狼之国，必定是罢黜百家，独尊法术，其实不然，至少在大秦王朝建国之初，秦始皇对待诸子百家的总体态度是开明的。在《汉书艺文志》收录的百家著作中，明确为秦始皇时期秦人著作的，有《黄公》四篇与名家《成公生》五篇（注1），以及敢于“难秦相李斯”的纵横家《零陵令信》一篇，还有儒家《羊子》四篇，其中这羊子与黄公，便是在秦始皇秦廷任职的博士，

原来，十几年前，荀子曾到秦国考察，发表意见认为秦国什么都好，但“其殆无儒邪，此秦之所短也。”所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便极力招揽儒家参加政府，为他整饬风俗（注2），并建立与皇帝相关的全新礼仪制度；并沿袭战国晚期齐鲁的制度，设置博士官（注3）,让百家之士（主要是儒生与方士）都参议朝政，从而组建了一个高级顾问智库集团，以鼓励学术，并服务政治。

也就是说，秦始皇其实在一开始，是想兼用百家，礼待儒家的，但随着秦宫之中儒法之争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某些厚古薄今，乃至讥讽皇帝的言论（注4），终于使得秦始皇改变了心意，他最喜欢的一本书《韩非子》就说了：“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看来，这帮儒生还是养不熟啊（注5）！“收天下兵”这种物质上的缴械还不够，必须加上思想的缴械。

于是，接下来，秦始皇便在李斯的配合下，开始焚书坑儒，废除私学，而将法术确立为帝国的唯一意识形态。

需要注意的是，秦始皇焚书，并不是要把所有书都烧掉，他要烧的，第一是具有讽刺秦国内容的六国史书，第二就是民间收藏的诸子百家书籍，而七十二博士官及其弟子的书籍，是一本也不会烧的。那没有书老百姓的教育怎么办呢？“以吏为师”，就是由精通律法的官吏，来承担思想文化方面的领导与楷模，以代替春秋战国时的私学老师。这样一来，百家争鸣的私学时代宣告终结，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学点技术，医药、占卜、星象种树之类（这些书一本都不烧），其他有关意识形态与道德是非的学问，一概不准研究。再要么就是学法律，还只能放下架子，跟着秦朝官吏学。如果这也不想做，那就只有造反了。

至此，秦国的思想、言论管控与文化统制才真正形成，并影响深远，构成了两千年中国政治领导文化之传统，也形成了扼杀与压抑中国文化活泼生命力的铁牢。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私学之禁，最早的理论源泉其实来自当年的韩非，秦始皇与李斯只不过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实施而已。如《韩非子五蠹》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诡使篇》更认为：“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所以必须“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

当然，不唯法家，先秦诸子都有我之学术独尊的意识，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吾为此惧。”墨子则有《非儒》之篇，言：“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就连庄子也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道术将为天下裂。”荀子亦著有《非十二子》一文专论思想统一，就连本门的孟子一派也一并批评摒弃。看来，中国之学术，向来有唯我独尊之传统，争鸣只是暂时的，到最后都只会剩下一种主流思想。不过在具体实施上，秦之手段过于武断僵硬，而汉之手段则较为灵活，懂得用儒学水平来选用提拔官员，以引导代替强制，将文化纳入体制，从而使儒术独尊的同时，却沦为政治的婢女。据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见J22-2695号简），就算到了专制制度已经相当宽松的三国时代，东吴乡吏仍要负责维护官方文化统治而杜绝异端“私学”之责，虽然当时官学已由尊法一变而为尊儒，但私学之禁如故。

图：走马楼吴简

至于坑儒，则事发于一帮方士违反了《焚书令》的后半部分：“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意思说有谁敢借用儒家诗书非议朝政，借古讽今的，通通死啦死啦地！其实此种法家观念，商鞅韩非早有提出，他们把这种人称为六蝎五蠹，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很显然，这种以武力管控言论的行为，不可能统一思想的。虽然秦有非常完备且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但再完备的体系，也只能管人的行为，不能管住人的思考。

所以，作为帝国的继承人，扶苏对“焚书”还算可以理解（注6），但当秦始皇开始“坑儒”的时候，扶苏终于受不了了。尽管这次被坑的很多都是方士，但战国秦汉时儒家与阴阳家多有重合，儒家中的齐学一派就讲究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那一套玩儿的很溜，汉代儒宗董仲舒甚至很会搞天气预报，求雨止雨，相当灵验。总之当时方士与儒生分得不是很清楚，史书中亦称其“文学方术士”或“诸生”，足见这是同一帮人。所以物伤其类，扶苏对这帮读书人相当同情，于是率然直谏：“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秦始皇大怒，他开始后悔让扶苏接触那些可恶的儒家思想，于是决定让他远离充斥着各色人等的咸阳到帝国的边疆、去蒙恬那里担任监军、去体验一下生活。蒙恬精通兵家与法家，又功高谋远，深得始皇信任，他定能将扶苏培养成一个刚毅果敢又不失仁孝稳重的合格接班人。

在蒙恬的帮助与影响下，经过几年的塞外征战使扶苏迅速成长为一个刚毅武勇，信人奋士的出色将领，他勇猛善战、屡立军功，深慰始皇之心。他宽厚仁慈、谦逊待人的作风更深得广大军民的拥戴。

其实，秦始皇派扶苏去与蒙恬一起守长城本是其政治上极高明的一招。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帝王，对于自己的身后事，都会费尽心思务求安排的妥妥当当。盖蒙氏兄弟乃帝国的柱石，也是秦始皇最信任的人。蒙恬位居大将军，掌握着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威振北方，深受军民爱戴；蒙毅则位居上卿，每日不离皇帝左右，侍帷幄为朝廷重臣。两兄弟一内一外，且忠心耿耿，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所以秦始皇这一着，就等于在自己身后为扶苏安插了两个忠诚度无可怀疑且手握军权、德高望重的重量级助手，有了他们以及军队的支持，相信扶苏可以非常顺利的即位。

图：扶苏塑像

始皇帝对于自己属意的接班人，做的诸多安排，可谓用心良苦了，可惜他机关算尽，还是无法预料到事情的发展竟然完全出乎了他的既定轨道，无数的偶然结合成一个必然，让他的一切努力成空。关键的问题是，秦始皇统治着这么大一个帝国，却不肯早立皇后，早立太子。这在皇帝制度下是非常危险的。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是天下一人，一旦出现问题，则整个国家完蛋，所以必须尽早定下储君人选，以防不测，你看明朝嘉靖年间多少大臣拼掉性命都要逼皇帝立储，原因就在这里。只可惜，秦始皇是世界上第一位皇帝，并无前例可循，所以整个统治集团对此重视程度都不够，更糟糕的是，秦始皇迷恋修仙，以为自己可以长生不死，永远统治这个永远存在、永远不灭的帝国，这一个想法大大的害了他，也害了整个帝国。

注1：据《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黄公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成公生则是在李斯之子三川太守李由处“游谈不仕”的清客。注2：秦始皇刻石中有大量秦始皇利用儒家伦常整饬地方风俗的记录。注3：博士之官，盖源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汉初名臣叔孙通做过秦博士，也做过汉博士，故号“稷嗣君”，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谓“盖博士即稷下之先生也”，又云：“游稷下者，既得优游之养，而无政事之劳。”所以秦廷与稷下一样，皆定员70人。此因孔子拥有七十弟子，故效法以示尊重也。注4：除了众所周知的方士卢生讥讽秦始皇一事外，《说苑至公》还记载说有一位秦博士鲍白令之曾当众批评秦始皇说：“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也。”注5：法家虽脱胎于儒（其思想最初也有相通之处），但这胚胎长大后，就越来越反儒了。因为法与儒在意识形态上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它们注定无法和谐共处。如郭店楚简出土之儒家残简《六德》曰：“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又说：“父子夫为内，君臣妇为外。”《语丛》则曰：“友，君臣之道也。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礼记》上也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可见先秦儒家一向将家庭人伦与个人自由视于君主之上，甚至“君仁”还在“臣忠”之上，而这与法家的君权至上与社会管制思路是根本相悖的。注6：其实焚书之行为，古已有之，当有人问及孟子西周古制时，孟子就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章句下）而当初商鞅变法，也曾“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