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迅速进入全面阶段。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经过艰难协商，决定暂时放下对立，共同对敌。此时，红军主力在陕北一带集结，已达七万余人。如何将这支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系统、参与抗战，成为当时双方谈判的焦点。

然而，在这次规模宏大的改编中，大多数红军将领的职务都经历了下降，只有一人例外，不仅未被降职，反而一路高升。此人究竟是谁？他又为何能获得如此殊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红军以“八路军”名义进入抗日前线。根据国共双方的协商结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蒋介石方面担心红军实力坐大，对编制限制甚严，只批准编设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与第一二九师，每师下辖四个团，编制人数约为15000人。

这与红军七万人的实际规模相去甚远，意味着大批官兵面临无编可入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八路军不得不在三个正规师之外另设若干编外部队，以安置多余人手。

其中，三大主力师分别设立了一个独立或教导性质的团，例如一一五师设立了独立团，一二○师与一二九师分别设立了教导团。每个师还扩编了直属单位，包括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尽可能容纳现有兵员。

尽管如此，仍有上万人未能进入正式编制体系，他们或被编入八路军留守兵团，或转任地方工作，少部分人则被遣散返乡。

同时，许多红军时期的高级将领在编制缩减的现实下，被迫接受职务“降级”使用。例如，曾任红三十军和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宋时轮，改编后仅任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红十五军团原军团长徐海东，则改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

但就在多数人接受调降命运之际，一位来自江西萍乡的老红军，却逆势而上。他名叫王耀南，从一名爆破工人出身，在改编中不仅未被降职，反而连续晋升。是什么让他在这场人事大调整中脱颖而出？

王耀南出生于1911年，自幼生活在安源煤矿一带。16岁那年，他投身秋收起义，随后随部队上井冈山。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中，王耀南凭借熟练的爆破技艺，屡次完成攻坚任务。

1931年10月，红军攻打会昌县城，久攻不下。时任工兵连连长的王耀南主动请缨，带领部下挖掘坑道实施爆破，一举炸毁城墙，打开突破口，红军得以乘势攻入。彭德怀对他的英勇表现大加赞赏，并下令全军通报表彰。

1933年，红三军团进攻福建沙县，再次面临坚城难破的局面。王耀南这次不仅成功实施坑道爆破，还精准测算了爆炸方位，使爆破后的石块飞入敌军阵地，造成大量伤亡。战斗最终以红军小伤亡、大胜利告终。他因此荣获“二等红星奖章”，在工兵系统中的声望日益上升。

长征期间，王耀南参与了乌江突围、四渡赤水、天门洞阻击等关键战役，多次执行爆破、架桥等战斗工事任务，被誉为“红军第一工兵”。到达陕北后，他出任红军总部工兵营营长，继续参与陕北的东征、西征战事，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实战经验。

抗战全面爆发之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于编制紧张，许多老将被安排到团、营级单位任职。但王耀南却被任命为一一五师工兵主任，从营级干部直升师级，成为少数职务不降反升的将领之一。之后，他还历任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广泛参与抗战工事建设。

1941年，王耀南奉命赴冀中军区，推广地雷战和地道战。面对敌强我弱的局势，他因地制宜，指导民众用瓦罐、石头等常见物品制作地雷外壳，大幅降低制造成本。同时，他提出“地雷不见鬼子不挂弦”的战法，有效降低误伤风险，提高实战效率。他还发明多种雷绊索，如用马尾、自行车胎、老鼠夹子制作引爆装置，使日军扫雷工兵束手无策。

在地道战方面，王耀南更是身体力行，亲自勘察地形，设计掩体。他提出“地道要打得住、藏得下、出得去”的原则，并不断改进通风口、出入口的隐蔽性。地雷与地道配合使用，使冀中军区在兵力悬殊条件下多次击退日军，有效打击了敌方士气。

1939年夏，王耀南在山西灵石与日军作战时不幸负伤，伤势严重，陷入昏迷。消息传至延安，毛主席高度关注，立即叮嘱傅连暲医生全力救治，并特派专人送来亲笔信与200块银元，用于营养补给。延安物资匮乏，银元极为稀缺，这份特殊照顾彰显了毛主席对王耀南的关怀。

在傅连暲等人的悉心照料下，王耀南逐渐康复。此后，他继续活跃在各大战场，并参与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抗战胜利后，他参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屡建战功。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工兵系统少有的高级将领。

授衔后不久，因多年征战留下的病痛爆发，王耀南一度病倒。毛主席再次批示安排他休养，恢复后他出任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后升任副司令。新中国建设初期，他和陈士榘等人一道，主持导弹基地、核设施等战略工程的规划与建设，为国防事业默默奉献。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毛主席为何偏偏将银元送给他？或许，正是因为王耀南不仅能打仗，更能解决战争中最棘手的问题。他用一把炸药、一根引线，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特殊的“地下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