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狙击手，日军只是挑选出了一些精锐士兵，让他们以黑枪战术作战罢了。

因此，连日军自己都没有以“狙击手”的身份来收纳士兵们的战果，也就不存在什么“传奇狙击手”了。

不过，日军的特射手在战场上相当厉害，比如太平洋战场的美国人就留下了一句名言：“日本军队谁都像狙击手”。

日军的中队会对一些“古年兵”，也就是一等兵、上等兵、兵长等老兵进行筛选，将其中的射击高手（射击の上手）挑出来，称为“特射手”。

这些特射手相当于日军小队、中队的战术尖子。非战时，他们会在射击训练时充当教官的助教，或者充任教官。

战时，特射手们便成为中队的特殊兵种，与步枪手们分开使用，地位等同轻机枪、掷弹筒，与今天的前线狙击手差不多。

因为特射手的标准要求相当高，日军的射击技术又普遍厉害，故而每个特射手的素质都相当变态。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日军也不是每个中队都有特射手。

日军极为强调“一枪毙一敌”，坚信“一枪毙一敌胜过十枪毙一敌”，因此一手好枪法在日军的甲等部队中极为常见，利用神枪手杀敌也一点不稀罕。

实际上，日本军队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狙击战术思维，也没有把狙击手单独地划分出来。

所以许多“特射手”尽管拥有变态的技术和很不错的战果，却声名不彰。

换句话说，尽管日军有许许多多厉害的射手，但他们哪怕完成再多的冷枪毙敌任务，也只是被当做普通的步兵记功，不会被当成狙击手宣扬。

在中国战场上之时，火力和技战术占优的日军便很喜欢组织特射手应对中国军队，专门消灭基层军官和火力点，屡屡打得国军胆寒。

日军特射手在中国战场最出名的一次袭击，当属李仙洲将军的遇袭。

1937年10月忻口会战，李仙洲在忻口西北某高地的山腰观察敌情，一同的还有第9军军长郝梦玲和64团团长庄村夫。

当时众人还在谈话，突然李仙洲晃了一下，他本人甚至还未察觉。郝梦玲看到李仙洲身上有血，大喊道：“李师长你受伤了！”李仙洲随即倒下，渐渐不省人事。

事后在医院经过救治，李仙洲捡回了一条命。按医生的说法，子弹从左胸前射入，从肺叶间穿过，从后背穿出，差点就要了命。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狙击手也拿走了不少美军高官的生命。

由于物资不足和补给中断，日军经常在防御中采用黑枪战术，以“树冠狙击手”、“峭壁狙击手”、“岩洞狙击手”等方式击杀美军，以赢取战果。

如美第25步兵师副师长詹姆斯·李奥·道尔顿准将（JamesLeoDalton），他1945年5月16日在菲律宾吕宋岛巴莱特山口战役中被日本狙击手击毙，享年34岁。

还有，美国二战首席战地记者，拍摄了《沃斯科上尉之死》的厄尼·派尔，他1945年4月18日在冲绳战场被日军子弹打爆了脑壳。子弹从左侧太阳穴进入，开始被认为是机枪扫射造成的，后来被美联社确定为狙击手打死。

此外，美军太平洋战场上丧生的最高将领巴克纳中将，尽管被认定为炮火炸死，却也有个“小野一等兵狙击杀死巴克纳”的说法。

据说，巴克纳当时穿着普通美军的服装，乘坐吉普车在冲绳的“真荣里地域”视察。冲绳战役已经进入了结束时间，所以美军们不要大意了。

日军32联队一部散兵游勇躲在附近搞“持续游击战”，小野一等兵和松田定男两人看到了吉普车旁的美国人，两人遂决定“做掉那个被众人围着看起来很了不起的家伙”。

于是，小野一枪就把美军的最高指挥官给崩了。

事后美军的说法是“遭遇到炮击，弹片击穿将军的胸膛”，而日本则咬定是“小野一等兵”被击毙。

（注：尽管许多日本人认为存在“小野一等兵”，但战后并未真正找到这个人，一说他在第二天战死了）

总而言之，日本能打冷枪的不少，能执行前线战术狙击的更是人才济济，他们创造的战果一点也不少。

日军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现代狙击战术的不理解上。狙击是冷枪毙敌，但并非冷枪毙敌这么简单，一个名副其实的狙击手绝不会把自己绑在树上当一次性用品。

实际上，日本狙击手尽管有狙击枪，有专用的伪装服，甚至有爬树钉，但他们通常只接受过射击方面的专门训练，其它理论一片空白。

这让日军狙击手变成了一种奇特的“交换工具”，如“树冠狙击手”，他们让同伴把自己绑在茂密的树冠上，一连几天吃喝拉撒都在上面，只求靠偷袭换3到5个美军的命。

战争后期，吃了亏的美军变精了，这种做法连1：1的交换比都不一定打得出，美军遇袭后会迅速呼叫炮火清场，或者拿霰弹枪和自动武器把树冠整个撕碎，有时候还会提前清理那些有“疑似目标”的树冠。

马来的英军倒是遇到过不同的战法，一些日军狙击手会穿着当地人的服装狙杀他们，事后很容易就混进老百姓中逃跑。

就连盟军都不认同日本这些神枪手是“狙击手”，他们并非专门被训练成狙击手的人，只是依靠黑枪战术获取更多战果的日本游击步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