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9年，雍正读了《通鉴论》，不由恼羞成怒，将作者陆生楠抓捕，在阿尔泰山军营前斩首示众。陆生楠并无大过，只是“言辞”有些激烈，惹恼了雍正，因“文字”而死。

陆生楠，广西灌阳人，先后担任县令，刑部主事等官职，在朝廷中的存在感很低，属于被忽略的对象。

按照常规，陆生楠正常上下班，熬资历到退休，简单而快乐地生活。但是，陆生楠很倒霉，他没有去惹事情，却受到他人牵连，无辜躺枪了。

雍正继位之初，年羹尧、隆科多、胤祥是铁杆亲信。年羹尧手握重兵，镇守陕甘；隆科多是九门提督，负责京师防御，雍正立于不败之地。

雍正帝巩固皇位后，开始收拾桀骜不驯的年羹尧、隆科多，大权独揽，然后鼓足干劲，励精图治。

治理地方需要人才，李卫、鄂尔泰、田文镜、李绂，是雍正的得力干将，担任总督、巡抚，位列封疆。

田文镜做事雷厉风行，铁血无情，在河南收拾了不少官员。不巧得的是，这些官员大多都是“科举”出身，田文镜则是“监生”出道，不是一个类型。

李绂对田文镜的做法不满，说他故意为难读书人，并上奏雍正，参劾田文镜打击异己，人人为私，偏袒下属。

田文镜不甘示弱，上奏辩解的同时，参劾李绂，说他为“科举”出身的官员打抱不平，无视事实真相。

李绂、田文镜相互参劾，雍正知道其中的缘由，他想息事宁人，到此为止。不巧的是，谏官谢世济又上奏参劾田文镜，奏折内容与之前李绂的高度相似。

李绂曾担任广西巡抚，谢世济是广西人，雍正认为他们是一伙的，结成所谓的朋党。雍正不喜欢官员相互“联络”，以免他们联合起来欺骗自己。

谢济世这么一来，雍正反而觉得田文镜说得有理。如此，李绂革职查办，谢济世被发配到阿尔泰山军营效力，好好反思。

谢济世、陆生楠是朋友，关系很好，还都是广西人。如此，雍正认为陆生楠跟李绂、谢济世是“同盟”，也顺带将他发配到阿尔泰山。

陆生楠无辜躺枪，满腹牢骚，对雍正颇有埋怨。抵达阿尔泰山后，谢济世、陆生楠在军旅之余，还不忘学习。

谢济世主攻先秦的典籍，注释经书，不讨论政务。陆生楠则相反，他喜欢学习历史，浏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进行点评，写成《通鉴论》十七篇。

都知道，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是为了给帝王看，让他们汲取经验教训，如何去治理国家。陆生楠点评《资治通鉴》，对帝王提出看法，这就惹怒了雍正。

《通鉴论》中，陆生楠认为分封制好，秦始皇的郡县制是败笔。郡县制下，官员需要干的事情很多，力不从心；皇帝也很累，每天批阅奏折，没有精力考虑国家大事，秦朝二世而亡。

关键“立储”，陆生楠认为应该提前“立储”，而且储君不能干预政务，否则会引起大乱。为此，他列举汉武帝时期，戾太子刘据的故事，强调储君干预政务的恶果。

君臣关系，陆生楠认为，无论臣子如何做事，都会让皇帝不开心满意。臣子越有能力，君王越是忌惮，迟早会发生变故，隋炀帝就是典型，被部下杀死。所以，君主需要“通情达理”，信任臣子。

陆生楠点评古代帝王，写下《资治通鉴》的观后感，是文人常做的事情。但雍正无法容忍，认为陆生楠在影射自己，对皇帝“大不敬”。

例如，雍正没有公开册立“储君”，他从“九子夺嫡”之战中走来，知道皇权争夺之激烈，不敢轻易选择继承人。

陆生楠则认为必须册立“储君”，这是“国本”，是王朝稳定的基石。雍正对“立储”问题很敏感，黄生楠偏要这么说，岂不是自找倒霉吗？

雍正读了《通鉴论》后，痛斥陆生楠“狂妄至极，大逆不道”，将其斩首。顺带将谢世济一起押送到刑场“观看”，以示震慑、羞辱。

陆生楠、谢世济都被判处斩首，但雍正不想杀谢世济，免得别人说他杀谏官，坏了自己的名声。陆生楠死后，雍正的“圣旨”恰好送到刑场，赦免谢济世。

平淡无奇的小官，朝廷中也没存在感，却因李绂、谢济世参劾田文镜一案，遭到了牵连，陆生楠被发配阿尔泰山军营，着实倒霉。

军营没啥乐趣，陆生楠写作《通鉴论》，点评古代帝王，以打发时日，却不曾想到会惹怒雍正，结果被斩首示众，因“文字”而死，着实可怜。

参考书目：《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