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读者发来私信说清代时祖上出过一位举人，在期墓碑上写有“登仕郎”，具体做过几品官不清楚。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登仕郎”并非官职，而是朝廷的一种封赠，算是荣誉性质的。按清制，凡是九品的（含从九品）的皆封登仕郎。

但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却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清代的举人能做什么官？当然，并非所有的举人都能当官，也不是举人当官就一定是九品。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不同的时期进行分析。

举人，顾名思义就是乡试中举者，举人除了参加会试继续考取进士外，也可以选择入仕，这个权力在于朝廷。清代举人入仕是个普遍现象，从入仕渠道来看，大致分为拣选、截取和大挑三个方面。

清初时，由于战乱不断，朝廷急需用人。因此对科举中式者入仕实行的是授职从优，当时进士授职，有二甲授参议（布、按二司属官），三甲授知府，这在清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同时，对于举人的授职也很优待，准许举人会试不第后，考授推官、知县、通判等官。

顺治九年（1652），吏部规定，举人三科不第者可以参加拣选，并以推官、知州、知县考用。到了顺治十六年，由于进士出身者人数增多，规定举人五科不第者，方可参加吏部拣选，并停授知州，以推官、知县考用。到了康熙后期，举人拣选的门槛再次抬高，只能以知县、教职选用。

雍正元年（1723），开始实行举人截取制度。截取是清代用官的方式之一，即以一定的资格、条件（如食俸年限，科举名次等）为标准，按录用人数依次选取。具体实施的情况，就是按照吏部的规定，挑选年力精壮、可堪大用者任知县、教职，并让各省督抚依名次先后，汇造总册，呈吏部铨选。

举人虽然可以授职，但比起进士来还是有明显的差距。不论是拣选还是截取，只是先注册在案，真正授职还有一段时间。至乾隆六年，进士候选者已经排到了乾隆元年，而举人候选者却排在了康熙五十三年。也就是说，乾隆六年的时候，还有康熙五十三年的候补举人尚未授职。

为此，乾隆帝规定，以后截取举人令各省督抚在一年之内办理，如果举人科名相同，按照名次先后；名次相同，则按照省份次序，以知县授职。但不管是乾隆帝还是后来的嘉庆帝，都对举人授职定下了硬性标准——年龄和能力。那些年老者以及才干不足者一律不准授予实职。

到了清后期，如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政策又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时进士出身者尚难以安排实缺，加上捐纳入仕者多如牛毛，因此举人入仕十分艰难，除非有朝廷大员保举或是立有军功，除此之外鲜有举人入仕者。

举人大挑，是举人入仕的重要途径。所谓的“大挑”，若从制度上来讲，仍属拣选的行列，只不过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说白了，就是朝廷为了照顾落第举人而给予的一种特殊照顾，为了就是不至于过度打击读书人的积极性和进取心。

大挑，数年举行一次，有三年、六年甚至十二年的，由吏部主持，在参加的大挑的举人中选取十数人或数十人予以实授。但大挑的形式比较奇葩，参加大挑的举人比的不是文章和实际能力，而是以体型样貌为主要标准。如果通俗的理解，可以认为是一场“选美大会”。

举人授职于进士授职一样，清朝前期较为优厚，其后，所授职衔逐渐降低。乾隆时，科举中式之人日增，故中式与授职的矛盾愈发凸显。虽然清政府对授职条例屡有通融变动，可是矛盾实在难以解决。

尽管如此，有清一代由举人入仕之数量还是不小的。由举人入仕，后居高官且在朝野有重大影响者亦不乏其人，如康熙朝之姚启圣，雍正朝之鄂尔泰，乾隆朝之阿桂，同光朝之左宗棠，皆是举人出身。

据统计，自道光元年（1821）至光绪二十年（1894）间，共36科之举人，其中官至一、二品者，包括大学士、尚书，侍郎、左都御史、总督、巡抚、布政使、漕运总督、提督、将军、都统者，共计102人。总之，清代对举人的授职，还是很有成效的，较之明代，清代的做法显然也要进步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