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记载，大禹治水之后，成为华夏联盟的盟主，其子夏启随后驱逐伯益，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商族作为夏朝的一个诸侯国，历经四百年，最终在夏桀荒淫无道的统治下，商汤以“替天行道”为名，推翻了夏桀的政权，建立了商朝。然而，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夏朝与商朝并非前后相继，反而有可能同时存在，而商朝其实是虞朝的延续。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分析这一观点。

关于商朝的起源，历史上存在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东夷说，二是北方说。支持东夷说的论据主要有三点：首先，《左传》记载了“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商契）居商丘”，将商契的都城解释为今天的河南商丘；其次，商人崇尚鸟类，尤其是玄鸟，东夷人同样崇拜鸟类，而东夷的首领少昊被称为百鸟之王；第三，在商朝灭亡之后，周人将商族后裔封回商族的发源地——宋地，宋国的都城即位于今天的商丘睢阳区。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启动了寻找“先商文化”的计划，虽然在河南商丘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工作，但并未找到令人满意的先商遗址。与此相对，河北和河南北部却相继发现了许多先商遗址。比如，石家庄平山西门外遗址与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其中学者指出，后者的发现填补了商朝发源地的空白，并且证实了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区是商族祖先的发源地。

在河北石家庄与河南濮阳之间，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漳河型先商文化遗址”，其中邯郸的北羊井遗址尤为突出。濮阳地区发现了横跨龙山时代、夏商周的高城遗址，而在濮阳与郑州之间的地区，又有“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的发现。由此可见，商族逐渐向南迁移，步步逼近了夏王朝的核心区域——伊洛地区。

通过这些先商遗址的发掘，我们也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商契的都城“商丘”的位置。史书记载商契的都城“商丘”有两个可能的地点，一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二是在河南北部的濮阳。然而，商族的南迁过程意味着商契的都城不可能在今天的商丘，而只能位于濮阳这一过渡性区域。商族南下的路径与夏朝的兴衰密切相关。

关于商朝的起源，还有一些学术争议。史书中记载，商周始祖都是帝喾，商契与周后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在先秦文献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国语》提到商人以帝舜为祖先，而《礼记》则称商族祖先是帝喾。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帝舜、帝喾和帝俊可能是同一个人，而帝俊又是商族的始祖。东晋学者郭璞的注解表明，帝俊与帝舜同名，且帝俊在传说中被称作“俊”，即舜的别名。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帝舜、帝喾和帝俊可能是同一人，而商族的祖先就是这位被称作帝舜的强大统治者。根据史料的考证，帝舜的都城一般认为位于河南濮阳，这一地区因此也被称为“帝舜故里”。濮阳的高城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

由此可以推测，在夏朝建立之前，拥有强大实力的帝舜实际是商族的始祖，而商族的都城可能位于濮阳。在帝舜去世后，商族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如何能够轻易臣服于夏族的统治呢？从考古发掘来看，这种可能性相当小。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二里头遗址属于史书记载的夏朝时期，但在该遗址早中期，似乎并没有“大国王朝”的迹象，反而像一个地方性政权。直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才展现出王朝气象。那么，夏朝早期的真正核心区域又在哪里呢？

新密的新砦遗址位于公元前2050年至前1750年间，出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玉器和铜器，表明该地很可能是当时的都城。然而，这一遗址带有浓重的东夷文化色彩，专家推测这与后羿代夏、太康失国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的遗址分布也表明当时的夏朝可能是一个地方性政权，而非一个广阔的帝国。

至于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迄今已发现超过20座遗址，分布在太行山、黄河沿线等地区。这些遗址的发现表明，商族的政治实体已经初步形成，并且与夏朝并列存在。尤其是辉卫型文化遗址中的王亥时代（约公元前1874年—前1775年），商族的势力已经崛起，逐渐与夏朝分庭抗礼。

进一步研究表明，商朝的首领王亥在甲骨文中被称为“王”，并非姓氏，而是商族首领的称号。王亥的出现标志着商族已是独立的强大势力，并且与夏朝的统治相抗衡。

总之，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与出土的证据，夏朝和商朝并不是单纯的前后继承关系，而是两个并行存在的政权。商族的崛起与夏朝的逐渐衰弱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复杂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