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最为人称道的故事，莫过于少年时期擒拿鳌拜的英雄事迹，这在清朝历史中被反复传颂，许多纪念节目也让这一段历史广为人知。然而，鲜有人知，康熙真正害怕的并非鳌拜，而是他的同宗亲王——岳乐。相比之下，鳌拜似乎并不那么令人生畏。这位岳乐，作为康熙的堂伯，他的家族势力足以让鳌拜甘拜下风。

在清朝初期，权力游戏的规则与现代有所不同，尤其是对于满洲贵族而言，“牛录”的数量是至关重要的。牛录不仅是八旗的基本单位，它同时也是军事、司法、行政和生产多重职能的结合体。控制着牛录的满洲权贵拥有极强的权力，而这些权贵手中的牛录，远比单纯的武力来得更为重要。皇太极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不惜通过一切手段增加手中的牛录数量，包括残忍地消除政敌，如杀死莽古尔泰，从而将正蓝旗的牛录掌握在自己手中。多尔衮也是通过不断争取牛录，甚至从弟弟多铎手中夺取了15个牛录，才让多铎屈服。而顺治帝则通过吞并多尔衮的正白旗，获得了上三旗的优势，进而为自己建立了惩罚宗室王爷的权威。

在满洲贵族中，拥有几个牛录的权贵，才算得上真正的权力核心。皇太极时代，满洲贵族的家族势力和个人影响力往往通过世袭牛录的管理权得到巩固。许多清朝的权贵正是在这一体系中打下了自己的根基。例如，正黄旗中的拜尹图管着三个半牛录，额驸扬古利掌管着两个牛录等，牛录的数量直接影响着这些人物的权势。而鳌拜，虽然凭借忠诚和勇猛在八旗军中建立了一定的威望，但他手中掌握的仅仅是家族世袭的500户旗人，勉强有一个半牛录的权力。

然而，与鳌拜不同，岳乐的背景和影响力大得多。岳乐的父亲阿巴泰虽未成为清朝的高级执政，但他在满洲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依然不容小觑，尤其是在牛录方面。岳乐的家族拥有正蓝旗的六个牛录，占据了该旗兵力的三成，这一数字即便与多尔衮和多铎相比，依然可见其巨大的家族势力。此外，岳乐的家族与李永芳等重要家族建立了婚姻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满洲权力格局中的地位。

岳乐不仅在军事上表现卓越，曾击败喀尔喀蒙古和张献忠，在平定三藩之乱中也立下赫赫战功，还在文化上主张起用汉人官员，支持汉人利益，赢得了许多汉族文官武将的支持。这一切使得岳乐的势力远超鳌拜，甚至在顺治帝去世时，曾一度让顺治考虑将皇位传给岳乐。可以说，岳乐的威胁，比鳌拜更为致命。

康熙在处理与岳乐的关系时，曾深感岳乐的威胁，特别是在岳乐去世之后，康熙显得愈发警惕。他不仅多次责难岳乐的家人，甚至革除了岳乐儿子袁端的爵位，因为康熙认为袁端与汉人交往过于频繁。显然，康熙的愤怒并非仅仅针对鳌拜的叛逆，而是对真正威胁其统治的岳乐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