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侵华，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日本当年牢牢控制住东北地区，便能从九一八事变中获得更多的收获，甚至避免之后的一系列负面后果。这种说法的核心意思是，如果日本仅仅占领东北而没有展开大规模的侵略行动，那么它或许能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最终沦为战败国。

那么，这种观点究竟是否成立呢？

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几乎以极小的代价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种胜利不仅使日本得以占领东北，还进一步激发了关东军的野心。事实上，这股野心已经大到连日本政府也无法控制了。在事变后，虽然日本军方并没有立即计划进军全中国，但他们在满洲的占领并未扩展，反而发布了一份《国际关系所见之时局处理方针案》。该文件明确指出，应该利用各国的特殊情况和利益，尤其是中国，来增进友好关系，并在尊重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推动外交发展。因为当时西方列强已经对日本占领东北表示不满，各国虽然没有公开行动，但都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有所警惕。因此，日本政府对于过度挑衅列强表示谨慎，避免让国际关系更加紧张。

此外，日本政府在1932年8月27日通过的军部方案中提到，应利用时机促进日本与法国在远东的谅解。为了争取英国和法国的支持，关东军甚至在东北的投资中给予这两国企业一些优待。这些举措显示出日本政府对于维持与列强关系的高度重视，避免过度扩大冲突。

根据《六子》纪录片的描述，实际上，当时日本关东军内部的内线情报显示，日本短期内并没有扩大战争的打算。直到七七事变爆发，许多日本政治人物都感到震惊。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当时日本的高层和军方其实已经对占领东北感到非常满足，他们在全力修复与列强的关系时，并没有准备进一步侵占中国。而在1934到1935年间，日本和中国签署的《何梅协定》几乎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控制，显示出日本试图在这一地区稳固其立足点。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的扩大，最初并非完全由日本政府决策，而是关东军的一部分军官，如板垣征四郎联合石原莞尔等人，通过胁迫和内部施压迫使高层做出决定。日本内阁曾强烈要求关东军不要扩大占领范围，但关东军的高级指挥官以集体辞职威胁，最终强行出兵吉林。日本军方派人前往东北追查时，反而对这些不服从命令的高级军官表示宽容，甚至安慰他们。这种反常的处理，暴露出日本国内政局和军方高层的严重分歧。

从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一方面和中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试图表达其对东北的占领是为了维护稳定，且尊重其他国家利益，但显然，这些承诺并未真正兑现。与此同时，关东军的独立行动已开始严重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甚至不再听从政府的命令，导致日本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极大干扰。日本关东军的将领认为，他们的决策才是正确的，且不服从上级命令是一种不畏强权的表现。

在日本军方的眼里，九一八事变所带来的胜利成果尚未完全消化，因此他们认为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不应贸然扩大战争。然而，正如裕仁天皇在日本战败后总结所说，政府缺乏对军队的威信，导致军方逐渐不再听从政府的指令，从而使局势失控。实际上，日本的全面侵华并非战略失误，而是政治层面的严重失控。

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混战状态中，许多地方势力为了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需要获得民众支持，而驱逐侵占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一点，可以类比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想要提升自身地位，必须要有更高的权威支持，驱逐外来侵略者也成为了提升自己合法性的手段。

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中国人民便开始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抗日联军几乎单独在东北坚持了七年，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随着中国人民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列。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间为了争夺资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本为了保障自身利益，最终也不得不扩大冲突，像偷袭珍珠港一样，以此来巩固自身的利益。

无论日本选择在东北坚守，还是进一步扩展侵华，其最终的战败命运已经注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将永远烙上耻辱的烙印，无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