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的金秋时节，红军的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和将台堡成功会师，这一历史性的会师不仅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更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即将迈向胜利的新时代。然而，长征的伟大胜利固然值得铭记并传颂，但在我们欣赏这一胜利的辉煌时，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红军为何必须冒险进行如此艰难的长征呢？

谈到长征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提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强烈敌意。历史评价蒋介石时，常常会提到“野心”二字，而这一点从他接管国民党之后便昭然若揭。自从孙中山去世，蒋介石接过国民党的大旗后，他的野心便显露无遗。正如古语所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渴望一统江山，哪容红军势力的崛起在自己眼前滋长，红军的壮大，必然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

红军的崛起并非偶然。得益于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贫苦百姓的支持，红军的队伍日益壮大，力量也不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的选择是明确的：“攘外必先安内”，面对外敌入侵和红军的快速壮大，蒋介石的优先任务就是消灭红军。即便是日军的威胁愈发明显，蒋介石依然专注于打击红军，难以转变其抗共策略。

然而，蒋介石初期发动的“围剿”并不顺利。背后有美国的支持，而红军则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帮助，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以及俄国革命的经验为红军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支持。红军队伍的快速发展在当时看似顺风顺水。然而，国际局势瞬息万变，这些来自外部的帮助并不能让红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中国逐渐摆脱半殖民地化，过去的外部支持渐渐失去了作用。共产国际并没有及时觉察到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他们依然把反帝反封建作为主要目标，然而这些策略已不再适用于新兴的红军。在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后，红军的进一步发展几乎陷入停滞，必须找到新的出路才能继续前行。

而蒋介石则始终把红军视作头号敌人。他精于政治，谨慎且多疑，深知“养虎为患”这一道理。面对红军的困境，蒋介石自然不会错失这样的机会，决心给红军致命一击，彻底铲除这个日益壮大的威胁。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成为红军长征的导火索。然而，尽管红军在前几次的“围剿”中取得了成功，为何这一次反“围剿”会失败呢？许多人归咎于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堡垒推进，步步为营”这一策略的提出，是蒋介石面对红军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并非什么奇谋，但在红军寻求新出路之际，蒋介石已经集结了50万大军准备出击。面对如此庞大的力量，红军内部也出现了盲目自信的情绪，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应对蒋介石的“围剿”。

然而，过度自信的红军并未充分意识到敌强我弱的现实。再加上“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红军的战略出现了失误。尽管红军内外都有各种问题，但蒋介石的成功同样与他长时间的战略布局密不可分。

追溯至1931年，蒋介石便开始为自己的剿共计划做准备。在庐山建立训练营，培养专门的“剿共”干将，并结合国际列强的支持，逐步完善了对红军的围剿措施。他不仅加强了国民党的军力，还通过外购先进的武器装备来提升战斗力，迅速弥补了与红军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蒋介石还采用了政策手段，切断了红军与群众的联系，试图从根源上瓦解红军的民众支持。

此外，蒋介石还得到了德国的支持，这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提出的“铁桶计划”是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核心战略之一。通过层层包围，形成密不透风的“铁桶”，蒋介石打算将红军困死在瑞金。然而，红军的领导层在战略上出现了严重误判，采取了不适合的消耗战，结果导致了红军的劣势愈发明显。

在这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红军不得不转变战略，通过战略转移求得生机。然而，蒋介石的围剿并没有因此放缓，红军的战略调整仍然充满困难。在外界援助迟缓的情况下，红军只能靠自己挺过这一难关，转变战术，寻找新的突破口。

至于为何其他地区的红军也跟随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这与国民党的全面围剿密切相关。在中央红军失利之后，其他红军队伍也面临蒋介石的强力打击。为了避免各自孤立，红军最终决定整合力量，集中所有革命力量进行共同的战略转移。

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会议，明确了战略方向，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影响，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不仅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尽管长征之路充满艰难与险阻，但红军的战士们在长征中逐渐成长，突破了重重困境，形成了独特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即使历经八十年，依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