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谭老板来训话。”

在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的三巨头一直广为流传，指的就是陈毅、粟裕和谭震林三人。其中，陈毅与粟裕因默契的配合成为了佳话，而谭震林却相对低调，几乎成了人们谈论的“隐形巨头”。

尽管在名气上，谭震林不如陈毅和粟裕出名，但他在军中的威望却极高，许多士兵都对他心生敬畏。谭震林不仅具备高强的军事指挥能力，他在各方面的表现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技能，谭震林总是能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毫不费力地在报告中展现出超凡的记忆力。每次作报告，他基本不需要书面稿子，只列出几个要点，其他的内容就能流畅地展开。这种独特的能力使得他非常反感那些依赖稿件的报告，并且他常常说：“如果领导干部在会上照念秘书起草的稿子，那不成了傀儡？！再说，人家写的稿子，毕竟不全是自己的见解嘛！我看还是争取自己写报告好，这样无非是辛苦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将部队整编为7个师加一个独立旅，谭震林被任命为第六师的师长兼政委，下辖两个旅。尽管谭震林从1938年起就指挥新四军在皖南开展游击战，但他更擅长的是政治工作，军事指挥经验相对较少，这也在六师十八旅与日军对抗时显现出问题，造成了较大损失。

1941年10月，六师十八旅北渡长江，转移至苏中地区。虽然不久后改为第一师建制，并且由粟裕统一指挥，但谭震林依然担任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政委。然而，即使如此，他的到任还是遥遥无期。直到1942年10月，粟裕决定在江苏南通市如东县南坎镇召开会议，讨论两师合并后的指挥问题，谭震林才到场，并在会上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作了“精兵简政”的报告。

当时的会议现场，谭震林用他的记忆力和深厚的军事知识，丝毫没有依赖稿子，从国际、国内形势到苏中工作，甚至能详细讲述苏联红军的战果，包括俘虏人数、敌军伤亡、缴获的武器等数字，一字不差，报告结束后，参与者康迪核对了所有细节，发现没有一处差错。

谭震林的报告风格也很独特，他从不依赖别人代写报告，而是亲自撰写并即兴发言。在过去的革命年代，谭震林注重实干，经常深入一线，亲自参与战斗和群众工作，这使得他的报告总能精准把握关键问题。

有一次，一名军官向谭震林请教如何做好报告，谭震林严肃地说：“革命的事业是很复杂的，目不识丁怎么能干好工作呢？就算是打仗，也得有文化。军事是一门科学，不能光凭勇敢，光凭勇敢只是莽夫。不了解形势、缺乏战略战术的分析，就会失败。而知识分子也是一样，读了书却无法应对实际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他的部下。

谭震林一生热爱读书，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他曾回忆自己当学徒的经历，尽管当时生活困苦，但这段经历培养了他终身学习的习惯。谭震林的父亲是矿山小职员，家里经济困难，他的几位哥哥早早就投入劳动补贴家用，而他自己则幸运地被送到城里的“太成堂”古书铺做学徒。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他每天晚上都会偷偷阅读书店里的书，尤其是一些旧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书籍成了他自我学习的重要资源。

在革命时期，谭震林不仅重视理论学习，更注重实践。在多次战斗中，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军事才能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谭震林的果敢与决策帮助部队多次化险为夷。他以“谭老板”之名广为人知，因为他的严厉与高效，让人又敬又怕。即使是身处险境，谭震林依然不忘组织部队学习，保持对知识的渴望。

他也是一位严格要求自己和部下的领导者。一次，在浙江省委担任领导期间，他对自己的弟弟谭云也毫不手软。面对弟弟要求特殊待遇的请求，谭震林没有丝毫妥协，严格按规定处理，最终弟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谭震林的为人和高尚品格不仅在党内外赢得了极高的评价，他始终坚持原则、廉洁自律，身处高位时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直到去世时，他身上的内衣仍然是补丁，这种作风让许多人动容。

尽管外界对于谭震林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严于律己、严于待人的精神永远铭刻在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