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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时期，陕西督军的更替频繁，14年间共有9位不同的督军上任，这一换人频率在全国范围内排第三，仅次于四川和湖南。四川与湖南作为北洋与西南军阀对抗的最前沿，政局动荡，频繁更换督军在情理之中。然而，陕西并不是军阀混战的中心区域，然而它的局势却也如四川和湖南般混乱，令人感到惊讶。

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陕西独特的地理环境，二是地方派系的激烈斗争。陕西地形非常独特，自北向南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和陕南盆地，这三大自然单元各自独立。明清时期，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利用复杂地形进行割据，政府将这些独立的地理单元合并成一个省份，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地理格局，这种划分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

到了北洋时期，陕西的地理结构成为割据势力的重要支撑。陕北和陕南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了小军阀的温床，如陕北的井岳秀和陕南的吴新田等人，他们的控制范围通常局限在自己所占据的山区，而陕西督军的权力则多集中在关中平原以西安为核心的区域。关中地区虽然是陕西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在民国时期早已失去了战略价值，周围的潼关和凤翔等地更容易受到外敌的攻击，因此关中也未能稳固支撑督军的地位。

在这种复杂的地理和政治背景下，陕西的督军位置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而派系斗争，则加剧了这一局面，特别是北洋政府与陕西本土的革命党之间的争斗，导致政局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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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陕西的革命先驱之一是井勿幕。年轻的井勿幕具有非凡的胆略与智慧，尽管年纪轻轻，却显示出超出年龄的远见。他15岁便赴日本留学，17岁加入了同盟会，并受孙中山指派为陕西支部部长，回乡传播革命的理念。

井勿幕曾写过一首《孤愤词》，表达了他对自己抱负的渴望：“大丈夫生当斯世，宜效死疆场。否则当轰轰烈烈，如荆卿剑、博浪椎诸伟举，壮山河之色，为祖先留名声，为民族续命脉，安肯伈伈伣伣，忍辱事仇，俯首于异族统治之下哉！”这首词彰显了他的激进思想与革命决心。

革命初期，井勿幕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人手不足。在最初的半年里，他通过亲友和同窗发展了30多名会员，但很快陷入了发展瓶颈，人员不足，资金也无法到位。面对困境，井勿幕决定通过联合其他反清势力来拓展力量，提议与哥老会、刀客和慕亲会等团体建立联系，同时争取新军的支持。

井勿幕的眼光独到，他看清了同盟会的局限性：该组织多由知识分子组成，虽然擅长宣传和组织，但在真正的武装斗争中却无法依靠自己。因此，他转向了外部势力。在陕西，哥老会遍布各地，势力深厚，而刀客和慕亲会也都是极具反清情结的团体，井勿幕通过联合他们，逐渐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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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7月9日，井勿幕与钱鼎在大雁塔召集了30多名哥老会、新军和刀客的领袖，举行了誓言仪式，宣告联合革命。这个由井勿幕领导的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联合，使得双方在组织上形成了深厚的联系，互相渗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内部结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后，井勿幕决定于农历八月十五（即10月6日）发动西安起义。然而，由于清军的戒备加强，起义计划被迫推迟。随着局势紧张，井勿幕最终决定由钱鼎率领新军在西安先行起义，自己则带领刀客响应。

起义的日期定在了10月22日，西安的清军虽然察觉到革命风声，却未能及时有效应对。起义一开始便取得了胜利，陕西的清廷高官纷纷逃亡或自杀，陕西革命势力的控制迅速扩展。张凤翙作为起义总指挥，迅速稳住了局面，宣布成立军政府，并发布安民告示，标志着陕西的政权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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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安起义取得了初步成功，但张凤翙的统治并不轻松。清廷迅速集结军队，试图从东西两面反扑。东线的八营清军与北洋军占领了潼关，西线的升允则率领甘军直扑凤翔。张凤翙亲自指挥东线作战，经过几次激烈战斗后成功夺回潼关，并稳定了东线局势。

随后，他迅速转向西线，带领革命军死守凤翔。在几个月的僵持后，清军因内部形势变化而被迫撤退，陕西的局势终于得到了暂时的稳定。张凤翙凭借果敢的领导能力和有效的调度，成功稳住了陕西，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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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袁世凯任命张凤翙为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尽管张凤翙是个老成持重的军事人物，不太赞同激进的革命主张，但他在军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使他成为了北洋政府的可靠支持者。然而，随着革命党和北洋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张凤翙开始排挤哥老会及井勿幕等本土革命力量，逐步向袁世凯靠拢。

与此同时，张凤翙清除了西安的哥老会头目，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在自己手中。这一系列行动引发了陕西本土势力的强烈反弹，民间不满情绪四起，最终爆发了“反袁逐陆”运动，张凤翙的政治地位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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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袁世凯的死去，陕西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陈树藩在这一时期被任命为陕西督军。陈树藩本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后来加入了同盟会，并参与了西安起义。起初，他依附于北洋政府，逐渐积累了较大的权力。

陈树藩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陕西的控制，但他并未完全赢得当地人的心。在他任内，陕西社会动荡，地方势力的反抗不断。尤其是在国民党与北洋政府之间的对抗中，陈树藩选择了北洋阵营，从而加剧了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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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陕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陈树藩被逐出陕西，代之以阎相文。然而，阎相文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在不到两个月内就因无法应对陕西复杂的局势选择了自杀。随后的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冯玉祥采取了强硬的政策，迅速清除了不满的地方势力，并加大了对陕西的控制。冯玉祥的政治手腕和军事能力为他赢得了时间，但他仍未能彻底解决陕西的局势，特别是在处理财税问题和与地方势力的关系时，他遭遇了极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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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冯玉祥的权力逐渐巩固，陕西的局势也在不断变化。1925年，吴新田被任命为陕西督军。然而，吴新田在陕西的统治并不稳固，民间的不满情绪愈发强烈，许多人对他迫使当地农民种植鸦片、强征重税的政策感到愤怒。随着局势的恶化，吴新田被迫撤离陕西，进入陕南继续称霸。

然而，陕西的政治斗争并未结束，随着段祺瑞和其他北洋势力的不断交锋，陕西的局势再次陷入混乱。最终，陕西的局面逐步倾向于国民党控制，革命势力逐渐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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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革命力量的胜利，陕西进入了新的政治时代。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军事冲突，陕西最终从北洋势力的控制下脱离，进入了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