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纳他的优点，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当作不可逾越的高峰。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越他。就像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计划在十五年内超越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上，我们也将在不久的将来，资料掌握上超过陈寅恪。我就算当着陈寅恪的面也敢这么说。‘当仁不让’。陈寅恪做得到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不信。一切权威，都必须被我们超越！这正是发展的规律。”这封信于6月10日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迅速引发了全国知识分子的震惊。

在此之前，位于岭南的中山大学校园内已经贴满了几万张大字报，尤其是对陈寅恪的批评，虽然这些批判多集中在学术领域，但也未曾停止。当郭沫若的这篇“雄文”发布后，事态迅速升级，局面变得愈加复杂。中山大学的“革命者”们，就像狼群在寒风中嗅到血腥的味道，突然间露出凶狠的野性，开始变得更加激进，展开了对他们认为的“猎物”——陈寅恪的追逐和攻击。

校园里的大字报中涌现出“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充满杀气的标语。部分师生借机制造风波，传播极端言论，试图将身心已显疲惫的陈寅恪彻底打倒，并踩在他的身体上以显示他们所谓“革命者”应有的勇气和气吞万里的豪情。与此同时，一些流氓分子看到郭沫若公开挑战陈寅恪，认为这是一个绝佳机会，想通过投机取巧来迎合潮流，展现个人能力，借此改变命运。于是，除了在大字报中喊出要对陈寅恪进行暴力攻击外，一些曾经听过陈寅恪讲授“元白诗证史”的历史系学生也开始主动向这位曾经的导师、如今的“阶级敌人”发难，他们期望能够借此博得郭沫若的青睐，一跃成名。

面对来自南北的围攻、谩骂与威胁，陈寅恪在1958年7月下旬愤然致信中山大学校长，提出了两项请求：一是不再开设课程，以免“误导青年”；二是要求办理退休手续，离开学校，选择一个远离喧嚣的地方，专心写作，以求一份宁静。然而，尽管经过交涉，陈寅恪未能如愿搬离，他依然住在中大校园东南区一号楼，但他决定结束自己32年的教学生涯，正式告别讲台。此后，陈寅恪的身影逐渐从中大师生的视野中消失，同时也在整个中国史学界慢慢隐去。自此，他开始专注于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研究，并倾力撰写相关著作。

1962年6月10日，73岁高龄的陈寅恪因不慎在浴盆中滑倒，右腿股骨颈断裂，次日被送往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治疗。由于年事已高，医生担心手术风险太大，因此经过陈寅恪同意后，决定采取保守治疗，但疗效不佳，断肢未能恢复。半年后的1963年1月21日，陈寅恪在寒冷的冬季出院，尽管身体虚弱，依旧被抬回家中。

此时，陈寅恪因目盲和腿脚不便，完全失去了活动能力，日复一日地躺在床上，或被人抬到木椅上静坐。外界的一切光明与他已无缘，剩下的只有无尽的黑暗与他为伴。

在如此困苦的环境中，陈寅恪却依然立下了一个目标：在生命的尽头，完成他心中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写作《柳如是别传》。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陈寅恪不畏艰难，经过大量资料的整理与考证，最终于1965年完成了这部长达80万字的巨著，标志着中国历史传记文学的新篇章。这部作品体现了他坚韧不拔的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毅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震撼。

此后，陈寅恪继续耗尽最后的力气，开始着手写作《寒柳堂记梦》，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以及个人的往事，作为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别。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部作品未能完成，陈寅恪的遗愿最终未能实现。

当然，历史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影响的。我们不能仅凭今天的眼光来判断过去的事物。比如，曾经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某些问题上也显得固执己见。就如他与郭沫若在书籍排版问题上的争执，郭沫若主张横排，而陈寅恪则坚持竖排，甚至在遗嘱中明确声明，自己去世后出版的作品必须采用竖排格式并且使用繁体字，否则不得出版。然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无论是纸质书籍还是电子媒体，几乎都采用了横排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