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国民党逐渐失败，毛主席带领党组织正式进驻北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毛主席并未因胜利而自满，相反，他十分警觉，深知如何在此时保持党内的纯洁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了避免某些官员迷失自我、变得目光短浅，毛主席特地将此次进京称为“赶考行”，提醒全党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防止堕入项羽与李自成那样的陷阱。

在一首诗中，毛主席警醒党内成员：“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里的“霸王”正是指西楚霸王项羽。项羽在鸿门宴上曾有机会击败刘邦，却因为性格过于刚愎自用和心慈手软，最终败给了汉军，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毛主席与项羽截然不同，他不固守偏见，而是广开言路，虚心求教，为了使中华民族从百废待兴的困境中走出，他四处向有识之士请教。

首先回应毛主席邀请的是德高望重的黄炎培先生。年轻时，毛主席曾听闻过黄先生关于救国的见解，今天终于有机会与他面对面交流，自然倍感荣幸。黄炎培比毛主席年长十五岁，两人曾在多次机缘下有所接触。尤其是在1945年，黄炎培到访延安时，二人就中华民族历史的循环性问题展开了深刻对话。黄炎培提出疑问：“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的兴衰起伏迅速，贵党如何打破这种怪圈？”毛主席在青年时期便一直在思考国家的出路，经过多次思索后，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民主！”这场对话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他们常以书信往来，讨论从民族前途到个人兴趣等各类话题。

今天，中华民族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两人心中激动难言。黄炎培一向以“不与官做事、遇事如风”闻名。民国时期，袁世凯曾邀请他出山担任教育总长，并许以高薪，然而他坚定地拒绝了，因为他认为不正义的富贵不过是浮云。为了生计，他在贫困时期依靠写字维持家庭生活。如今，新中国即将成立，人们纷纷猜测他是否会出任政府职务，因此这次与党内高层的会面显得尤为重要。

在北京西部的双清别墅，毛主席早早准备好了热茶，静静等候黄炎培的到来。黄先生到后，二人互表久别之情。由于这次是非正式的私人会谈，气氛轻松，两人随意地聊起天南地北的话题。话题不知不觉间转到了书法，毛主席说道：“早年我曾听闻任之先生接受邹韬奋的邀请，为《生活》杂志题字。两个字虽然简简单单，但其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下黄炎培的墨宝，指着纸上两个行楷大字“生活”说道：“‘生’字的笔画略显生硬，似乎是故意的，表现了一种刚毅与倔强，正如生活中面对困难时的顽强。”接着，他继续解读，“‘活’字右侧的‘口’字较大，可能寓意着人们应该有充足的食物，也象征着未来社会人人有发言权。”

听到毛主席的点评，黄炎培无比兴奋，几乎难以言语。他从未遇到过如此精准的理解，立即提议分享自己收藏的王羲之书法。毛主席也是书法爱好者，深知王羲之书法的珍贵。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情有独钟，甚至不惜让萧翼从王氏家族中获取《兰亭集序》的真迹，视若珍宝。如今听说王羲之的真迹仍在世，毛主席顿时兴奋，询问是否能借来一段时间。黄炎培见状，心中有些犹豫，因为文人对自己珍藏的书法字画一向如对待心爱之物，不轻易外借。黄炎培感到有些后悔，但又不能直接拒绝，于是开口问：“您需要借多久？三天还是五天？”毛主席则表示，三五天不足以品味书法的精妙，希望能够借一个月。

于是，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便借到了毛主席的书斋，而黄炎培在此期间心情难以平静。每一天，他都不禁忧虑，生怕王羲之的真迹永远不归还。最终，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拨通了毛主席的电话。电话接通时，警卫员意识到黄先生与毛主席关系非凡，立即将电话转给毛主席。黄炎培委婉表达了希望提前归还书法的心情，毛主席则幽默地回应：“先生，若我提前归还，便失信；若我不按时归还，才是我失信。”这一番话让黄炎培哑口无言，挂掉电话后，他无比郁闷，连午餐也未曾动过。妻子姚维均回忆道，那段时间，黄炎培情绪低落，连茶饭不思，整天沉浸在王羲之的书法中。

接下来的日子里，黄炎培心情越来越沉重，他几乎每天都会拨打电话，想提前收回书法。然而，每次毛主席都以“一个月期限未到”为理由拒绝他。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等待中，黄炎培想尽各种借口，最终找到了一个新的借口：他希望提前归还书法，以便向毛主席请教一些书法方面的见解。毛主席却幽默地回应：“若您提前归还，我会仔细看看书法中的问题，看看我们是否有相同的看法。”

最终，时间一天天过去，黄炎培几乎无法忍受这种煎熬。等到一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刻，毛主席提前安排警卫员将书法送回，而黄炎培此时已几近失望，认为书法恐怕再也不会回到自己手中。就在最后的几秒钟，警卫员准时送到，黄炎培如获至宝，夜不能寐，直至凌晨才安心入睡。

这一事件传开后，有人笑称黄炎培心胸狭窄，对一幅书法如此斤斤计较，但对于他而言，这不仅是关于书法，更是两位朋友之间深厚的情谊。黄炎培一直视毛主席为知己，两人无论在何时都相互支持，真正体现了古人所说的“患难见真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