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指出，在唐代初期，漕运的规模并不庞大。潘铺在其《隋唐时期的漕运与运河》中提到，唐代的漕运发展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府兵制的转变。随着府兵制让位于募兵制，唐玄宗时期的漕运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相当丰富。李治亭在其《中国漕运史》中提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应对兼并战争的需要，进行了经济和军事上的战略调整，开辟了新的水路，并详细讨论了吴国和秦国在战争中如何利用运河的情况。

李治亭的著作的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漕运的局部发展”探讨了三国时期各政权开凿运河的历史，包括东晋桓温和刘裕为了北伐而开辟的运河等事件。李治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分裂导致了交通阻断，进而影响了漕运的扩展，漕运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为军事提供服务，且由于分裂局势的存在，漕运一度陷入停滞。

在第四章“隋唐漕运的空前发展”中，李治亭详细考证了隋文帝在统一战争期间开凿山阳渎的历史，以及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战略意义：“一为游幸之便，一为东征高丽，漕运粮饷和兵马，皆赖此渠。”安作璋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则认为，早期运河的开凿目的主要是满足战争和向京城运输的需求。在战乱时期，战争需求占主导地位；而在安定时期，向京城运输物资则成为主要推动因素。安作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分裂的时代，开凿运河多为富国强兵，盛世时则大多开凿运河，而衰败的时期则往往导致运河被淤塞。

在第二章“运河对政治局势的影响”中，安作璋探讨了运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秦汉统一及东周至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关系的紧密关联。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开凿运河的目的，除了为经济服务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其他地区的政治渗透与控制，这一举措影响了当时的军事与政治格局。此外，书中还考证了郑国渠和灵渠在秦国实现政治统一中的关键作用。在隋唐部分，安作璋对沿线的军事斗争做了详细叙述，认为运河的开凿和军事斗争密不可分。

陈璧显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史》也简要探讨了早期大运河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在第二章“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第五节，书中分析了项羽北进与运河的关系，认为项羽及其父项梁的进军路线与古运河几乎完全重合。此章还分析了项羽与项梁在运河两岸进行的政治军事行动，认为这一现象在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极为重要。第三章“隋唐五代时期”则讨论了隋炀帝利用大运河为发动三次对高丽战争提供军事支持的情况。该部分还探讨了安史之乱对漕运的影响，分析了如何导致漕运体系的衰败。

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第五章“东晋中叶形势上”中，考证了桓温北伐与开辟运河之间的关联，提出了漕运与战争之间密切的战略联系。根据我的研究，汉唐时期的国家在开疆拓土过程中，除了依赖漕运运输军队和粮草外，还借助运河建设战略性据点，从而推动新的郡县军政体系的扩展，并使政治影响力向新扩展的疆域延伸。这一点也引发了我极大的学术兴趣。

这一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唐朝时期的漕运与军事关联，已逐渐成为学术的重点。王其坤的《中国军事经济史》指出，为了确保战时后勤的顺利运作，西汉中期便开始了水路运输工程的建设，平定南方的战役也大多依赖于海运来支撑后勤补给。王仲荤在《隋唐五代史》中分析认为，隋唐时期运河的开凿，是为了将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有效连接，确保南北的统一。

在安史之乱中，唐朝曾任命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并推行“把江淮租庸变造轻货”政策，从江汉上运物资以供军需。陈璧显的《中国大运河史》提到，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漕运急剧衰退，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经济基础。唐宪宗在“元和中兴”期间，运用了有效的军事策略，重用得力将领并加强了运河要道的防守。但在元和中兴后，藩镇势力的复苏与运河沿线的兵乱，使得漕运难以恢复正常，黄巢起义后，藩镇割据局面再度形成，导致运河无法发挥连接关中和江淮的作用。

《剑桥中国隋唐史》在分析晚唐政治斗争时指出，淮西李希烈的叛乱使得运河体系的保护显得愈加重要。许多藩镇，如河阳、忠武和武宁等，后来开始有意识地保卫运河，确保其在接下来的年代里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李泌任相时，加强了对汴渠的防卫，设立武宁镇作为防线。黄巢起义之后，漕运逐渐停止，使中央集权的恢复成为不可能。

潘億在《隋唐时期的漕运与运河》中指出，安史之乱后，刘晏主导的漕运改革未能解决藩镇阻碍漕运航行的问题，唐中央与沿线藩镇的斗争，使得漕运的运输体系受到严重削弱。这种局面最终加速了唐朝的衰亡。

唐史学会于1984年组织的运河考察队编写的《运河访古》一书中，孟昭庚的《唐代军事争夺下的运河》分析了安史之乱后唐朝与叛乱藩镇围绕运河的军事争夺。该研究认为，汴水一线和扬州地区成为唐朝与藩镇争夺的重点。张巡在睢阳的保卫战成功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全，唐代宗与唐德宗时期，也通过确保徐州和汴州两大重镇的安全，加强了运河漕运的稳固。

此外，安史之乱中永王李璘与刘展企图攻占扬州，并割据南方。黄巢起义后，扬州成为了地方军阀争夺的关键，杨行密以扬州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赵和平的《宁陵保卫战》一文则详细分析了唐朝如何防止淮西藩镇李希烈对江南和汴河航线的威胁。

何汝泉在《唐代河南漕路述论》中指出，随着淮颍水路的开发，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争夺河淮漕路控制权的斗争焦点，从汴河下游的甬桥转移到了汴州。

周宝珠在《隋唐时期的汴州与宣武军》中讨论了唐王朝如何在汴州设置节度使，驻以重兵，不仅保护汴河漕运，还能有效监视东方藩镇。高荣盛在《唐代江淮漕运的历史考察》中提到，唐朝后期藩镇的割据局面使得江淮漕运中断，进一步加剧了政权的动荡。

此外，关于漕仓的研究也为军事争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特别是秦汉时期的敖仓。宋杰的研究讨论了敖仓在秦代和西汉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在秦末农民战争和七国之乱等关键时期，敖仓发挥了重要的军事后勤作用。随着东汉政治中心东迁，敖仓逐渐衰落。

总体来说，漕运与军事的关系在现有研究中主要聚焦于漕运如何促进军事活动的发展，但仍有一些研究领域未被充分探索。例如，军事地理与漕运体系的关系、漕运利用的成本效益等方面都亟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