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主要发生在大国之间，尤其是齐国、楚国、晋国三者的相互争斗。而吴国与越国的对抗，实质上局限于地区性的较量，本质上是其他三国的势力外延扩展的产物——换句话说，越国与吴国的崛起是晋楚争霸的副产物。

自古以来，楚国就是晋国的头号敌人，二者可谓是世仇。楚国的强大贯穿整个春秋时期，晋国对楚国的敌视可见一斑，甚至可以说晋国恨不得将楚国一举消灭。然而，尽管晋国竭尽全力策划种种战略，想要将楚国彻底摧毁，却总是未能如愿。凭借其强大的韧性和恢复力，楚国每次总能迅速重整旗鼓，重新崛起。因此，直接通过战争消耗来打败楚国注定行不通，晋国不得不另辟蹊径——联吴制楚。

之所以选择吴国，是因为吴晋两国有着血缘上的深厚联系；另外，吴国地理位置上靠近楚国东部，而又接近齐国，可以借助齐国的力量共同推动吴国崛起。晋国的策略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中原地区的强大生产力的支持下，吴国迅速崛起，不仅干扰了楚国北上的战略，还给楚国的本土带来了不小的威胁，让楚国从主动变为被动。

尽管晋国的这一阳谋颇为高明，但楚国并不是傻子，显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牵制吴国，楚国也开始了反击，扶持吴国邻近的越国。越国历来被中原视为蛮夷，和楚国有着类似的心理，因此两国很自然地结成了同盟。这样，地方性的“吴越争霸”正式上演。

早在勾践即位前，吴越两国就已经摩擦不断，尽管双方互有攻伐，却都未能彻底击垮对方。直到公元前493年，吴王夫差在夫椒之战中战胜越国，勾践成为亡国之君。然而，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的努力，最终复仇成功，重新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尽管如此，这个霸主地位并非完全稳固。《吴越春秋》记载勾践在灭吴时提到：“籍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戈。”可以看出，越国能成功灭吴，实则是借力楚国的国力。

而且勾践在利用楚国力量的同时，趁着吴国向中原扩张时发起了偷袭，出其不意、以逸待劳，最终取得了成功。事实上，勾践的灭吴之战规模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宏大。《史记》记载勾践征讨吴国时所带兵力：“发习流水军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及诸御千人”。如此小规模的军队，实际上是越国倾尽全力之举。

因此，越国之所以能够一时风光，并非因为其体量庞大，而是由于前期精心策划的操作成功。而越国的强大，某种程度上也存在“注水”现象，未能顺利进入“决赛圈”也就不足为奇。勾践的霸业，实际上是小国争霸下的大国冲突。

那么，既然越国的强大有些“水分”，为何大家仍然承认勾践的霸主地位呢？（《史记》记载：“周元王派使者赐勾践祭肉，命他为侯伯。”）这与勾践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灭吴后，勾践会见晋、齐等大国诸侯，并献贡给周天子。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勾践还主动归还吴国侵占的土地，恢复了多个国家的领土。越国归还了陈、宋的土地给两国，又将淮河上游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并将泗水以东五百里土地赠送给楚国。正是这种巧妙的外交手段，才使得越国的霸主地位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承认。

然而，越国在灭吴之后，并没有从战争中得到多少实质性好处。越国为了复仇而灭吴，这一点不容忽视。《史记》记载勾践于公元前475年，倾尽国力发动了灭吴战争，越军甚至围困吴国三年。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越国的资源消耗极为严重，战后的损失让勾践感到十分懊恼。吴国的领土虽被吞并，但这一片土地不仅经济空虚，而且缺乏生产力，成为了“负资产”。战后的越国疲惫不堪，根本没有能力振兴吴国的废墟。勾践的选择，只能将吴国的土地让给其他国家，以求自保。

越国在灭吴后的做法，表面上看似霸业成就，实则内心充满无奈和心酸。越国对于吴国领土的控制，显然远没有达到预期，且不得不向其他大国妥协。勾践迁都琅邪一带，表面上看似是为了继续谋划霸业，实则大概率是为了避开楚国的压力。因为，楚国肯定不会允许自己的“门徒”越国继续扩张，因此必定会进行制裁。

然而，越国的情况并未因此得到改善。尽管越国表面上似乎在恢复元气，实际上却渐渐陷入了停滞。越国没有抓住时代的机遇，未能进行有效的变法。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依然存在，中原的诸侯国遵循周礼，尚未进行革新。但随着时代变革的推进，周天子的威望逐渐衰退，旧秩序被打破。大国们纷纷进行变法，致力于打造更加强大的军队和政权，而越国却因为体制上的落后，错失了这一机遇。

与其他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国不同，越国仍固守分封制，这使得国家内部的权力分散，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且，由于百越民族长期缺乏中原的礼乐制度和文明基础，越国的文化逐渐落后，未能发展出强大的软实力。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最终导致了越国的衰弱。

越国的历史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兴衰，而越国的“内乱”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越国的政治混乱，诸如王位更替频繁、大臣专权等，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动荡。逐渐地，越国陷入了政权的空洞，失去了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