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网络上的观点分为三派：肯定派、质疑派与中立派。换句话说，网络上的意见似乎并不偏向于确认夏朝存在，或者说夏朝的存在问题仍未得到明确解决。

然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却与这些网络上的结论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目前学术界没有对夏朝存在提出质疑，但在网络上却有不少人对此提出疑问。这其中的原因，显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历史上，最初并没有人对夏朝的存在产生质疑，无论在国内外，夏朝的存在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可是，19世纪随着西方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西方开始对夏朝及商朝的历史产生质疑。商朝的存在通过殷墟的甲骨文得到了确认，但夏朝仍未获得充分的认可。到了1999年，《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出版，将商朝定为“中国第一个历史王朝”，并排除掉了夏朝。这一立场至今在西方学术界仍然占据主流。

进入20世纪，胡适提出了“历史演进法”，这对顾颉刚产生了深远影响。顾颉刚在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中，否定了大禹的历史性，虽然他并未直接否定夏朝的存在，但影响深远，许多学者如陈梦家、杨宽等人开始坚决否定夏朝。由此，夏朝的历史真实性遭遇了空前的质疑。

在这股怀疑古代史潮流的浪潮中，虽然王国维等学者曾指出“传说之中也往往有历史事实作为基础”，并反对轻易否定文献记载，但否定夏朝的声音依然在蔓延。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论调符合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战略，因而欧美和日本至今仍对夏朝存疑。显然，这种质疑更多地是针对中国历史的，而非针对自己的文化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考古学家发现该遗址与夏朝的史书记载相符，具备了“空间、时间、王朝气象、广域王权”等多项特征，事实上已经为夏朝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赵海涛，二里头遗址的工作队队长曾指出：“如果要否定二里头是夏朝的遗址，比肯定它是夏朝遗址要难得多。”对于有兴趣的学者而言，不妨尝试去否定这个事实。

当然，有人会对“夏”这一名称产生疑问。其实，名称本身并不重要，历史上有“他称”与“自称”的情况，是否称之为“夏朝”并不影响其实质的存在。如果我们称之为“前商王朝”，实质上与夏朝并无太大区别，只是一个名字的变动。因此，通过考古得到的众多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夏朝的存在，仍然存在“疑夏”的观点显然是对事实的不尊重。若非得在二里头遗址中找到“夏”字或其他文字证据才接受其存在，那就不再是考古科学，而是刻意设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杜金鹏教授曾表示：“接近95%的相关领域专家认为二里头是夏朝的遗址，只有5%的人持中立态度，而几乎没有专家完全否定这一点。”就连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的都城，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专家的认可，而完全否定这一点的学者几乎没有。因此，怀疑夏朝的存在似乎不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显然，虽然夏朝的存在在学术界没有太大争议，但网络上依旧存在着许多质疑的声音。笔者认为，这些质疑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并且值得警惕。

如今，许多对夏朝持怀疑态度的人，往往缺乏对夏朝考古证据的了解。他们简单地认为，既然没有“夏”或自证的文字出土，就意味着夏朝的存在尚未得到证实，甚至由此直接否定夏朝。然而，这种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几乎消失。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西方学者，西方的学者认为中国关于夏朝的史料无法信任，认为它极有可能是周人虚构的，并且需要彻底抛弃，但他们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西方学者的这一论调存在明显的问题，然而却仍被不少国内人士所接受，显然这种情况反映了“言必称西方”的现象。

因此，国内的“疑夏者”中，有些人对夏朝的考证并不深入了解，有些人则自诩“独立思考”，实则盲目相信西方观点，忽视了客观事实，从而在无意中支持了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战略。

最后，关于本文的主题，我认为有两点问题值得警惕。首先，不仅是夏朝的考证，很多话题上，国内一些人也倾向于“言必称西方”。比如，今天，很多人认为否定中国就是“独立思考”，而否定西方则被视为“反智”；而一旦肯定中国，就会被标签为“自嗨”或“民粹”，而肯定西方则被视作“独立思考”。这种现象凸显了西方一切都被视为正确，任何质疑都不被接受，反而中国的任何观点都要遭到质疑。

其次，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一直在贬低和矮化中华文明，典型的例子包括“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以及“甲骨文源于楔形文字”等等。与质疑夏朝的情况一样，这些观点早已被证伪，然而这些过时的观点仍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这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