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谈及民国时期的大都市，天津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名字。它在当时的地位仅次于上海，是中国的第二大都市之一。天津作为最早被列强要求开放的城市之一，承载了大量的西方影响。街头随处可见欧式建筑，西洋元素几乎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许多外国人也在这里开设了西餐厅、咖啡馆等场所，推动了西式生活方式的普及，很多居民因此过上了现代化的西式生活。

此外，天津人口的快速增长也让这座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它的总人口已经突破了百万大关，人口的激增推动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并促使各种配套设施的完善。再加上天津地理位置接近北京，成为了政治中心的卫星城市，因此吸引了大量北洋军阀和高级官员定居于此。对于这些人来说，天津是他们下野后的理想居所。那么，是什么让天津具备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呢？

回溯到清朝时期，天津已经是洋务运动的重心。凭借着洋务运动的推动，天津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亦是北方最大最重要的金融商贸中心。此时的天津，中西式建筑交相辉映，电影院、舞厅、西式餐馆随处可见，各式繁华商业街让这座城市的繁荣不逊色于上海的“十里洋场”。

到了三十年代，天津的贸易额占到了全国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在这里有多达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包括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设于天津。天津的海运和航运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凭借着便捷的海运，天津成为世界各类高档品牌商品的集散地。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南有上海，北有天津”，足见天津的经济与商业活力。

对许多军阀和高官而言，天津的生活条件优越，当然不单单是为了享乐，更重要的是为了自保。毕竟，身为权力阶层，他们常常身陷险境，有着不少仇敌。为了避免遭遇暗杀，许多人选择天津作为避风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等九个国家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这使得天津成为了一个天然的保护区。在租界内，列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任何人只要躲入其中，外人就无法追究其责任。因此，许多北洋军阀和高官在天津的租界内购买房产，以此作为保命之计。

天津不仅是军阀和高官的庇护所，也是北洋军阀的发源地。袁世凯曾在小站训练北洋军，民国时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和吴佩孚等，都曾在小站接受过袁世凯的训练。这也是为何许多北洋军阀及高官会选择在天津定居的原因。天津离北京仅有一百多公里，交通便利，使得这些人在天津便能够迅速掌握北京的最新动态，并随时调整策略，谋取最大利益。

租界内安定的治安、独立的法律体系以及西化的教育环境，使得许多北洋高官和军阀对天津情有独钟。在这里，他们可以安稳地生活，也能够维持家庭和社会地位。即便没有下野，这里也是他们短期度假的好去处；一旦下野，这里就成为了理想的长期居住地。

尽管很多人都梦想着衣锦还乡，回到故土，但对于北洋军阀而言，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少之又少。而在天津的租界里，最受青睐的无疑是英租界。北洋时期的七位大总统中，有四位都在英租界购置了房产。黎元洪曾在盛茂道购买了房产，曹锟则在英租界的达克拉道拥有“泉山公馆”，此外他还在盛茂道拥有房产。徐世昌也在英租界的牛津道和咪哆士道分别拥有两处大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出生于河南辉县，但他在卸任大总统后十七年间始终未曾回到家乡。张作霖虽然主要活动在奉天，但他也在英租界为三姨太和五姨太购置了房产。

除了英租界，奥匈帝国租界也是北洋军阀购房的热土。袁世凯便在奥匈帝国租界的金汤二马路南侧购买了一处房产，而冯国璋则在其对面修建了一座两层的洋楼。

对于这些大总统来说，租界成为了他们置业的首选。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官和督军在天津购置房产，这座城市不仅成为了他们的避难所，也成为他们观察政治风云的前哨站。即便最终未能东山再起，许多人仍可在天津安享商海，积累财富，传承家业。

在商业方面，天津的金融服务非常发达。许多下野后的高官会选择在天津从商，尤其是黎元洪，他在租界生活期间投资了超过七十家银行企业，投资总额高达300万元。与他相似，曾任江西督军的陈光远虽然在军事上并不出色，但在商界却颇具天赋。他下野后大举投资土地，经营黄金、当铺、放贷等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他在天津的土地投资被认为是天津最为丰厚的，后人甚至称他为“天津督军”。

然而，并非所有的北洋高官都能在商界获得成功。曹锟在天津的日子一度颇为困顿，甚至不得不卖房度日。段祺瑞的经济状况同样不容乐观，他曾被黎元洪要求归还1918年借出的7万大洋，但经过两年的诉讼后，直到黎元洪去世，债务才没有继续追究。

1928年，国民政府将首都迁至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天津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天津的繁荣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许多清朝遗老和北洋时期的高官依然选择在天津安家。末代皇帝溥仪、庆亲王载振以及“小德张”张恒泰等人，都纷纷在天津租界安度晚年。

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天津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日本的势力开始渗透，许多北洋高官虽然受到日本的拉拢，但大多数选择拒绝合作，导致他们成为了日本的报复对象。租界内的生活相对安全，但一旦离开租界，很多高官就遭遇刺杀。例如，张宗昌在1932年9月前往济南途中被刺杀，而孙传芳则在1935年遭到施剑翘的暗杀。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只有租界区域保持相对的平静。许多北洋政府的高官被日本拉拢，加入伪政权。然而，选择与日本合作的高官仍是少数。许多人要么迁往上海，要么拒绝为日本人效力。曹锟甚至宁愿过着简朴的生活，也不愿为日本效命，吴佩孚则因一次拔牙感染败血症去世，有传闻称背后是日本的操控。

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正式收回了包括天津租界在内的所有外国租界，天津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篇章。那些曾经依附于租界的北洋高官们，也大多选择离开天津，而曾经的租界也随着国民政府的收回而消失不见。天津，终于回归为一个独立、正常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