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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乌托邦，大家通常都会联想到那种理想化的社会形态，它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象征。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最早出现在西方，尤其是在19世纪的西欧，涌现出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一批思想家。时至今日，科学社会主义仍然从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中汲取了一些有益的成分。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明代，就有思想家何心隐提出了类似空想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构想。

一、何心隐的生平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出生于明朝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江西吉安人，出身于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自小便接受官学教育。史书中记载，他“潜心经史,辄以远大自期”，这意味着他在学业上极为刻苦，并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未来必成大器的人物，“凡耳而目之,皆知其为伟器也”，只要听说过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他必定非凡。

年仅29岁时，何心隐参加了江西乡试，顺利中举并获得解元。他的考试作文令文人雅士纷纷惊叹，誉为“奇才”。然而，科举对他来说仅仅是为了履行父母之命，他并不愿一味追求做官。听闻泰州学派的学问后，他深受启发，立刻决定放弃科举，投身于学术研究。他称王艮为“大神”，并开始拜颜均为师，学习泰州学派的思想。从此，他成为泰州学派的第三代弟子。

二、何心隐的乌托邦尝试

泰州学派主张解放人性，反对传统社会的束缚，其思想的核心是“经世致用”。泰州学派特别注重对百姓的启蒙，提倡将“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并认为“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颜均作为泰州学派的第二代传人，设立了“萃和会”，旨在通过启蒙教育促进农民的觉醒。

而何心隐在37岁时，回到家乡创办了“聚和堂”，这是萃和会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聚和堂不仅是一个讲学的场所，更是何心隐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初步尝试。聚和堂的成员享有平等的地位，不分出生、身份、地区，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分享劳动成果。这里的社会结构没有阶级差异，所有财富都归集体所有。

聚和堂的运作模式深受东林派领袖邹元标的赞誉，他称聚和堂为“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并认为其成效显著。聚和堂不仅设有学堂和幼师，还提供了医生和生产生活所需的设施，甚至开展集体农业，按亩收租，统一将创收部分上缴公库。聚和堂的公库还承担了社保性质的功能，例如支付婚丧嫁娶的费用。可以说，聚和堂是一个初步的、封闭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型，虽然在实际操作中远未成熟，但其无等级、按需分配的理念已经蕴含了早期共产主义的影子。

然而，聚和堂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它诞生于一个皇权至上的社会，而任何新兴的社会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的压制。果不其然，随着嘉靖帝要修建新的道观，朝廷加征了临时税赋。何心隐带领聚和堂的成员反对这一政策，结果他被诬陷为聚集“刁民”并煽动事端，最终被流放至贵州，聚和堂也因此解散。可以说，聚和堂作为中国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空想社会主义组织，最终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三、何心隐再历京师

何心隐在被流放贵州后，通过好友程学颜的帮助，成功获得了释放，并被推荐进入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幕府任职。虽然胡宗宪与何心隐有过交流，但他最终评价何心隐为“无所用”的废物，对其疏远冷淡。这段时间，何心隐的心情郁闷，也使得他决定更改自己的名字。原名梁汝元的他，自认“何其姓而心隐其号”，因此更名为“何心隐”。

此后，何心隐离开了胡宗宪的幕府，北上京师游学。在1559年，何心隐遇到了当时还是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据耿定力的回忆，何心隐与张居正初次见面时，两人便立刻产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张居正冷言嘲讽何心隐“时时欲飞,第飞不起耳”，暗讽他言辞空洞，无法实现其理想。而何心隐则回应道：“你在太学待着，应当知道大学之道讲了什么。”两人针锋相对，显示出深刻的思想分歧。何心隐在此场合的对话中，甚至预言张居正最终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而他自己则将遭遇不幸。

这一时期正值严嵩掌权，严氏独揽朝政，忠臣死于非命。何心隐因愤而策划了一个推翻严嵩的计划，意图借蓝道行和邹应龙之手，揭露严嵩的贪污行为。可惜此计划最终失败，邹应龙被贬，蓝道行遭致毒打并死于狱中，何心隐也因此陷入困境，只得逃亡四方。

四、悲惨的结局

此后，何心隐在隐藏身份的情况下，加入了重庆知府程学博的幕府，协助镇压了重庆的白莲教之乱。乱后，他再次四处流浪，直到1579年，张居正权力最盛之时，何心隐在福建南安被捕。面对张居正的专权，何心隐毫不畏惧，他公开宣称：“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在狱中，何心隐遭遇酷刑，最终死于囚禁。

何心隐与张居正的根本分歧，源自于他们对治国理政的不同理解。张居正务实且专制，偏向于以强硬手段来实现政治改革，而何心隐则倾向于理想主义，重视平等与民主，主张恢复儒家的大同社会。因此，何心隐的学说被视为反动，最终难以逃脱封建专制的压制。

文史君评析

回顾聚和堂的运作模式，我们不禁联想到太平天国的组织方式。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扰，聚和堂是否能持续发展呢？笔者持悲观态度。聚和堂虽然具备某些理想化的元素，但其成员的思想尚未得到足够的启蒙，且生产力水平低，无法维持长久的生存。一旦实行平均分配，成员之间可能会陷入互相推诿的局面，最终导致系统崩溃。因此，即使没有外部压力，聚和堂也注定难以成功。何心隐的悲剧，也标志着中国最早空想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

参考文献

《明史》，中华书局，1971年。

《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60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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