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同时还有一句话：“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天文”，并且逐步发展成“人文”，最终演化成完整的中华文明。

历史记载中，包括《尚书》在内的文献，反映出古人仰望星空，发现星象与时间的密切关系，进而通过“观象授时”来指导农业活动。当他们掌握了“农时”的规律，便开始了规模化的人工栽培，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事实上，任何一个拥有发达农业文明的国家，都必须依赖一个高效的时间系统，而这个系统最终往往都与天文息息相关。

《周易》和《尚书》等古代史书明确指出，中华文明的根基源于天文，起源于农业的需求。然而，史书是后人所编纂的，其中往往具有“追述”的性质，因此难免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可能会有较为严重的错误。那么，史书记载的中华文明起源是否准确呢？

中国是一个拥有极其悠久历史的农耕文明，现代的考古发现更是令人震惊。例如，湖南永州道县的“玉蟾岩遗址”考古表明，早在约1.4万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人工栽培水稻，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历史；而浙江金华浦江县的“上山遗址”出土的大量碳化水稻，证明了距今约1万年前，当地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水稻，并具备水稻收割、加工、食用的完整证据链。进入公元前一万年后，中国水稻种植的规模不断扩大，并逐步向山东、河南等地传播。

与南方的水稻种植不同，北方则发展出了旱作农业，种植黍和粟。如今，中国考古发现的史前黍粟遗存已有上百处，其中黍的种植可以追溯到大约10000至8700年前，而粟则在大约8700至7500年前开始成为主流。黍和粟逐渐在北方地区成为主粮，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

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温带，四季变化明显，这种气候条件决定了大规模农业的开展必须依赖对“农时”的精准掌握。如果不能准确确定播种和收割的时机，往往会导致歉收或甚至绝收。因此，要实现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古人必须掌握确定农时的方法，而最为精准的手段就是通过天文观测来“观象授时”。

由此可见，在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时期，中华先民已经具备了基础的天文知识，并用其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发展。实际上，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天文学的诞生，这一推测也得到了中国古代天文考古的支持。

在西方历史传统中，古希腊常被认为是“仰望星空”的民族，但通过考古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才是真正的天文文化发源地，这一传统的悠久性令人震惊。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考古发现了骨制叉形器和光滑的骨柄，这些器具显示了当时人类已开始使用“规”和“矩”，表明贾湖时代已经掌握了“观象授时”的技术。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发掘更为重要，距今约6500年的龙虎大墓中出土的遗物，证明当时已经构建了“盖天说”的宇宙模型，掌握了天文的基本原理。这一发现也进一步佐证了中国早期天文活动与农业发展的紧密联系。

然而，天文活动的真正意义在于，简单的仰望星空并不能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必须通过对星象的精准观测，了解星象运行的细微差别，才能精准掌握农时并建立起复杂的宇宙观。在这一过程中，数学计算等学科也逐渐发展起来，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学并不与数学和计算分离。

随着对农时掌控的不断深入，古人开始对“天”产生崇拜，认为天象的变化对人类社会有着直接的影响。天文学家因其对天象的掌控而获得“天命”，逐步成为统治者，像尧舜这样的领袖正是掌握了观象授时的技能与权力，后来的王朝也往往垄断了这一知识，严格控制天文观测的权力。因此，古代宗教和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都与天文的研究密不可分。

总的来说，天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不仅推动了数学、文字等学科的发展，还引发了社会深刻的变革。天文学的普及和应用在中国古代的宗教、政治、祭祀制度、礼仪、哲学乃至科学观念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有兴趣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宗教、礼仪等方面的朋友来说，天文的影响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