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王朝》这部剧中，有一场戏尤为引人注目。孙嘉诚，作为户部主事，为了揭露朝廷在铸钱上的腐败，竟与当时的户部尚书发生了激烈争执，最终两人甚至在户部大堂上动起了手。这件事最终闹到了皇帝面前，雍正帝当场对孙嘉诚进行了严厉训斥。

在清朝的官制中，户部主事只是一个六品的官员，按理说，他不可能与一品的户部尚书发生冲突，甚至还动手。这种情况乍看之下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但从清朝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并非不可能发生。虽然孙嘉诚的行为有些过于激烈，但五部（除去吏部外）中司官轻视本部堂官的现象其实相当普遍。

在清朝的官制中，六部的尚书、侍郎被称为“堂官”，而各司的郎中和员外郎则是“司官”。从官职上来看，堂官与司官有着明显的上下级关系。然而，清代的许多历史记录显示，这种上下级关系并非总是严苛执行。实际上，司官常常表现出对堂官的不尊敬，尤其是汉司官的这种态度，时常引发冲突。

雍正五年九月，雍正皇帝发布了一道上谕，专门针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尤其是批评了汉司官的不尊重堂官。皇帝在上谕中说道：“各部堂司官办理公事时，满司之见满堂则屈一膝应对，而汉司官见堂官则或立或蹲，任其所意，满汉礼节竟然互异。”他进一步指出，汉司官在升迁时会卑躬屈节，以讨好道府督抚，甚至在朝服上跪地爬行，而一旦回到京城，便开始对堂官表现出傲慢不恭的态度。他批评这些司官不懂得尊卑，而只是看重手中的权力。雍正对这些行为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揭示了当时许多司官行为的丑态，尤其是“不知爵位之尊卑，而但论权势之轻重”这一点，准确抓住了问题的根源。

雍正的批评虽然直接，但语气依然算是较为温和。然而，在一些部门，像刑部，司官对堂官的不尊敬甚至更加严重。在很多情况下，堂官们反而需要小心翼翼地取悦司官，以免他们因为不满而辞职，造成部务无法正常运作。

户部和刑部作为清朝六部中事务最繁杂的两个部门，涉及到国家的财政与刑法，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这些事务的具体执行，主要依赖于各司的郎中和员外郎。在这些部门里，堂官由于岗位变动频繁，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无法对具体事务做出深入的决策，从而导致司官的权力空前膨胀。

以刑部为例，所有的案件都由堂官、司官与书吏共同处理。在具体操作中，司官主要负责对案件的审理并提出意见，这就是所谓的“主稿”；堂官则根据司官的意见做出决策，这被称为“画稿”。书吏则负责抄写与递送文件。从职责的分配来看，司官才是刑部事务的核心执行者，工作内容最为实际，而堂官更多的是作为决策者，实际上并不参与日常事务的具体处理。

由于各部的堂官经常调任，且很多时候对工作内容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们的决策基本依赖于司官的建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司官在许多情况下拥有更大的权力。乾隆帝即位前，五部的汉司官对堂官的人身依附性较低，且他们的升迁、调任主要由吏部掌控，而非由本部堂官指定。堂官对汉司官的控制权几乎为零，司官的职业生涯与晋升完全取决于年资和吏部的考核，而堂官几乎无法影响这一过程。

如果大家对这种现象感到不解，可以参考现代的政府运作。例如，在财政部，司局级干部的升迁，最重要的依据是上司财政部长的建议。但在清朝，司官的升迁完全由年资决定，不需要堂官的意见。堂官唯一能够影响司官的方式就是通过京察时提供的“考语”，但由于堂官的任期较短，彼此之间缺乏了解，因此他们的评价往往并不被重视。

因此，司官对堂官不敬的现象，并非不可理解。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清朝官场中，很多人更看重的是权力本身，而非官职的等级与尊卑。地方上的道员、知府与督抚之间的关系则与五部有所不同。在地方上，督抚对道员和知府有着绝对的权威，稍有不慎，道员或知府就可能被弹劾，官位岌岌可危。因此，地方官员对督抚的卑躬屈膝，也就成了可以理解的现象。

乾隆帝即位后，意识到堂官与司官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开始进行了调整，逐步加强了堂官对司官的约束力。此后，堂官在决定司官的升迁与前途时，逐渐拥有了更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