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官职为中心的社会,读书人心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通过学术成就获得官职。直白地说,很多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官位。
尤其是在宋代,崇文抑武的政策使得文人的地位达到了巅峰。文人的尊荣几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成为了读书人最向往的社会地位。宋太祖赵匡胤在他所立的碑文中明确写道“不杀士大夫”,而宋太宗则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宋真宗亲自创作了《劝学诗》,其中直接点明了: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北宋,著名将领狄青曾说过,他手下的将领焦用立过赫赫战功,是“好儿郎”;而北宋的名相韩琦则毫不留情地反驳道:“东华门外,以状元身份唱名者,才是好儿郎”。这显示出士人的地位和身份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中,除了当官,金钱和财富往往也成为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尺。而在古代,读书人是否成功,最直接的衡量标准便是官职的大小。
在宋代,文人最喜爱的文体是宋词,许多才子都以填词为主,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像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欧阳修等人,都是宋代词坛的杰出代表。若从文学成就和后代影响力来看,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清照等人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但他们所追求的成功并非仅仅是名利与声望。
苏东坡与范仲淹等人的理想是通过儒家经典来匡正国家,辅佐君主;而陆游和辛弃疾的理想则是通过北伐恢复中原。即便像柳永这样的“白衣卿相”,心中也充满着对功名的渴望。
因此,对于宋代文人来说,填词作诗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而真正的主业是科举仕途,只有在仕途上取得成功,才是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然而,仕途的成功与诗词才能并没有直接联系,许多词人,如苏东坡、柳永、辛弃疾、陆游等,仕途都并非一帆风顺。
在宋代,30位顶级词人中,只有少数几位能够在官场上取得显赫地位。比如,文天祥、王安石、晏殊等人,不仅在文学上有突出成就,在官场上也担任过一品或从一品职务。然而,也有许多词人,虽然作品流传千古,但其仕途并不顺利。
比如,文天祥一生官职从一品,最终却因忠诚和正直被迫自请辞职。王安石也因推行改革遭遇政治冲突,仕途并不稳定。尽管如此,他们的诗词仍然为后人传颂,成为中国文学的瑰宝。
通过这些词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尽管文学成就重要,但仕途上的成功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关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