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有一个评价:"吴王恪英果类我。"这简单的六个字,道出了一位父亲对儿子最高的评价。
这位被誉为"最像太宗"的皇子,却在34岁时被缢杀于宫禁之内,留下了千古之憾。李恪为何被誉为唐太宗诸子中才能最出众者?他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又为何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有人为他叹息、怀念?
619年,李恪出生于唐朝初定的岁月里。作为李世民的第三子,他的血脉中流淌着两个帝国的血液——父亲是未来的唐太宗,母亲则是隋炀帝之女杨妃。这样的出身,赋予了李恪与生俱来的高贵地位和政治资本。
仅仅两岁时,还在牙牙学语的李恪就被册封为长沙郡王,开启了他作为皇子的正式身份。随着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登基为帝,李恪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627年,他晋封为汉王;次年改封蜀王,同时授予益州大都督,都督益绵简嘉陵雅眉濛犍邛八州诸军事。
益州大都督府并非普通封地,它地广人多、经济富庶、民族聚居、矛盾复杂,是唐王朝的核心利益地区。根据贞观十三年的统计资料,单是益州一州人口就有十七万七千户,仅次于帝都长安。李世民将如此重要的区域交付给年仅十岁的李恪管辖,虽然因年幼没有实际赴任,但这一安排本身就足以说明太宗对他的重视与期许。
随后几年,李恪的封地几经变动:贞观五年(631年),拜都督秦成渭武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贞观七年(633年),授都督齐淄青莒莱密七州诸军事、齐州刺史,并首次赴任一年;贞观八年(634年),再度拜益州大都督,开创了亲王遥领大都督的先例;贞观十年(636年),从蜀王改封吴王。
这些封地变动绝非简单的头衔更迭,而是李恪政治履历的不断丰富。特别是他作为皇子首开赴任地方的先例,表明李世民对他治政能力的信任,也反映出太宗培养皇子实际治理能力的用心良苦。
在李恪的成长过程中,李世民始终保持着严格的教导。当李恪将赴任齐州都督前,太宗曾对大臣们坦言:"我和儿子,常常想多相处。但是家与国的事情义理,实际大不相同。我希望子孙可以代代传承,并且断绝不合适的想法。"这种将家国分明、严于律己的态度,也深刻影响了李恪的为人处世。
贞观十一年(637年),李恪被任命为都督安随温沔复五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并实际赴任。在这个阶段,李恪展现出了不同于常人的治政才能与军事素养。
初任安州都督时,李恪年轻气盛,一度因为游猎过度、损坏庄稼,被御史柳范弹劾。太宗虽然心疼爱子,但并未偏袒,而是秉公处理,免去李恪安州都督的职务,并削减其封户三百户。这次惩罚成为李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次年(638年),当李恪再次被任命为安州都督时,太宗特地写信告诫他:"我作为一国的君主,统治百姓;而你因为是我的儿子而地位显赫,让你作为屏藩保卫国家。你要勉励自己不忘父子之道,好好学习河间献王(刘德)、东平宪王(刘苍)的美德。用义来处理政事,用礼来节制欲望,面对歌舞淫乐的诱惑,不得不慎重。"
在这封著名的《诫子书》影响下,李恪迅速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地方长官。他学会了自我克制,善纳谏言,使得太宗都啧啧称奇,视为权万纪的一大政绩。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李恪个人修养上,更反映在他的实际治政能力中。李恪在任职期间,能够发现并提拔当地贤才,如推荐史苌出仕;他也能妥善处理复杂的地方事务,使所辖区域治理有序。更重要的是,他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被太宗称为"英武果敢很像我"。
这一评价,既是对李恪才能的肯定,也是李世民作为一个帝王对国家未来的深思熟虑。尽管最终在长孙无忌的坚持下没有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段历史足以说明李恪在太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与超凡能力。
李世民驾崩后,其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作为高宗在世最为年长的兄长,李恪在永徽元年(650年)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官拜司空,并被授予梁州都督的官职。次年,又加授太子太师,可谓位高权重。
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是危险的开始。永徽四年(653年)年初,因高阳公主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理,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房遗爱为了活命,效法前朝纥干承基的手段,投合长孙无忌的心意,诬告李恪谋反。
根据墓志记载,永徽四年二月初二,34岁的李恪在长安宫禁之内被缢杀。他的四个儿子——李仁(又名千里)、李玮、李琨、李璄——全部被流放岭表;四个女儿中,有信安县主被罚守献陵。一代英才,就此陨落。
《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记载了案发后的情形:高宗李治曾召见房遗爱询问原因,房遗爱承认诬告李恪是为了赎罪。李治甚至哭着对侍臣说:"荆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我想赦免他们的死罪,可以吗?"然而在兵部尚书崔敦礼的坚持下,李治最终放弃了求情。
李恪临死前,怒骂长孙无忌弄权,并预言:"如果祖先宗庙有灵,他的家族离覆灭不远。"这一预言后来被认为应验——长孙无忌最终因掌权专横而获罪,被流放至黔州,郁郁而终。
李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唐朝政治斗争的缩影。作为太宗最像自己的儿子,他的才能反而成为威胁,引来权臣的猜忌。而高宗李治的懦弱,更使他无力保护自己的亲兄长,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场冤案发生。
李恪的死,标志着唐太宗时代一批有才之臣的离去,也预示着武则天专权时代的到来。正如后人所评,若李恪等人尚在,"武氏尚未能以一妇人而制唐之命也"。
李恪之死后六年,随着长孙无忌获罪,唐朝开始为这位不幸的皇子平反。显庆五年(659年),李恪被追封为郁林郡王,并得以立庙祭祀。这是对他皇族身份的初步承认。
然而,作为这场冤案施害者之一的高宗,难以完全否定自身的过错,因此并未在第一时间赦免李恪的四个儿子。直到光宅元年(684年),李恪四子才得以赦免,长子李仁得以承袭父亲的爵位。
真正彻底的平反,发生在神龙元年(705年)。中宗李显复辟后,为振兴李唐皇族,大量封爵皇族成员。李恪被追赠司空,恢复吴王爵位,并以亲王礼改葬。次年,他的封地也得以恢复。至此,李恪才获得完全的昭雪。
后世对李恪的怀念,不仅体现在官方的追谥与平反上,更体现在民间和历史评价中。《旧唐书》明确评价:"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新唐书》则惋惜道:"使长孙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谮死刘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北宋张唐英感叹:"既立高宗而复欲立吴王恪,卒使以猜疑而被罗织之罪,皆太宗失于独断而致之也。"南宋洪迈则赞同太宗的眼光:"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材者,必爱而称之。……唐太宗以吴王恪英果类我,欲以代雉奴。"
近代以来,对李恪的评价仍然颇高。毛泽东曾评价:"李恪英武,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最为特别的是,两百多年后的南唐国主李昪,竟追尊李恪为定宗孝静皇帝,认他为祖先。这种超越时空的"认祖"行为,既有政治考量,也反映了李恪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与象征意义。
时至今日,李恪仍然是历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2005年,他的墓志在西安市长安区被发现,为研究这位悲剧皇子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人们之所以千百年来不断怀念李恪,不仅因为他的才能卓著,更因为他的人生轨迹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种典型悲剧——有才之人因权力斗争而遭到不公。他的故事提醒后人:在政治舞台上,才能有时也是一种负担;而历史的公正,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李恪之"强",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才能与军事素养上,更体现在他面对命运时的坚韧与尊严。正是这种全方位的"强",使他成为唐太宗众多儿子中最为耀眼的一位,也使他在历史长河中始终被人怀念、被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