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的负责人戴笠在飞往南京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此事一时轰动全国，戴笠的去世不仅让许多人感到震惊，也引发了关于军统局未来领导人的一场权力斗争。毕竟，戴笠的军统局在国民党政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继任者的选择成为了国民党上下关注的焦点。

军统局内部有三位颇具竞争力的人选，他们分别是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这三人，各有优势，各具潜力，是当时最有可能接任军统局长的候选人。

郑介民的履历颇为丰富，早年因参与孙中山组织的琼崖民军而被通缉。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参与了多个重要的情报工作。1932年，他晋升为国民党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并担任戴笠的助手，积累了丰富的情报经验。1937年后，他在军令部和军统局担任副职，逐步展现出出色的管理能力。郑介民的资历堪称老道，职务一直位高权重，颇受蒋介石的信任。

唐纵则是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是戴笠十人联络组的重要成员。尽管他的履历较为简洁，但他在情报方面的能力也不容小觑。唐纵曾在多个重要职务上担任过领导角色，包括驻德使馆的助理武官和内政部政务次长等职务。与郑介民不同，唐纵的特点是机敏且行动果断。

毛人凤来自浙江，早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但因病未能完成学业。尽管毛人凤在军统局的出发点较为低微，但凭借与戴笠及其他高层的关系，他迅速在军统体系内崭露头角。军统内部常以“三毛一戴”来称呼他与戴笠及其他两位重要人物的关系，而毛人凤与李士群、徐恩曾并称“军统四大特务”。他在军统局内的地位也逐渐稳固。

戴笠去世后，蒋介石迅速任命郑介民为代理局长，并指派毛人凤为副局长。唐纵则被调任内政部警察总署，退出了争夺军统局长的竞争。然而，郑介民的代理局长职位并未正式确定，这意味着权力斗争仍然有许多不确定性，留下了很多悬念。此时，郑介民与毛人凤的角逐成为了主要的焦点。

与此同时，沈醉也在军统局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担任总务处处长。这个职务意味着沈醉掌控着大量的资源与权力，这使得他在局内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虽然他与郑介民并不亲近，但在局势发展中，沈醉的角色愈发复杂。

蒋介石在1945年5月采纳郑介民的建议，对军统局进行了改革，改为保密局，降低了其职能的级别，成为了国防部的下属二级单位。此举显然引发了局内的动荡，原本八个处的结构缩减为七个，几乎所有的处长都被更换，唯独沈醉的职务没有动。这一变化暗示了沈醉在其中的特殊地位。

沈醉意识到，既然郑介民没有反感他，他为什么要与郑介民作对呢？况且，郑介民常驻北平，实际上军统的日常事务是由毛人凤主持，彼此相安无事似乎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毛人凤却总是通过小动作背后干预局务，试图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郑介民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通过任命自己的亲信，限制毛人凤的活动空间，确保自己对局内事务的控制。这使得两人间的矛盾愈发明显，斗争的烈度不断升级。

在这个充满权力博弈的背景下，沈醉选择了与毛人凤结盟，进一步深化了两人的合作。沈醉通过收集郑介民的不法行为，包括滥用公权、私吞财产等，逐渐在毛人凤那里获得了信任。尽管毛人凤对这些材料表示满意，但他清楚，仅凭这些证据仍不足以让郑介民倒台。于是，沈醉开始筹划更为复杂的策略。

郑介民五十大寿即将来临，沈醉便借机策划了一场送礼的风波。他通过滨湖同学会等渠道，安排大量礼物送到郑介民家中，制造了一个庞大的送礼场面。郑介民的家门口挤满了各方人员，礼物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沈醉巧妙地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拍照、散布消息等手段，扩大了事态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郑介民对军统遗属的处理方式也引发了问题。当时，许多特务的遗属依靠军统提供的抚恤金生活，戴笠去世后，郑介民和毛人凤的财力有限，无法继续承担如此庞大的开支。郑介民决定一次性支付给遗属一笔款项，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但这一举措却引发了更大的风波。遗属们纷纷上门要求解决问题，场面混乱不堪，最终传到了蒋介石那里，引起了他的愤怒。

郑介民的种种失误，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毛人凤在获得足够证据后，成功地将郑介民排挤出局，成为新的保密局局长。然而，沈醉却未能从中获得长久的好处。毛人凤上任后，立刻调整了局内的人事安排，将郑介民的亲信悉数调离，而沈醉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沈醉很快意识到，自己在毛人凤的眼中已经不再是可信赖的盟友，而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他选择离开，向毛人凤提出了调任外地的请求，最终被派往云南站。毛人凤为何要打压沈醉？首先，沈醉在军统中的人脉和势力已经不容忽视，这使得毛人凤深感威胁。其次，沈醉的资历远胜毛人凤，这让毛人凤始终心生自卑。最终，沈醉被“流放”到云南，成为毛人凤稳定自己权力的一步棋。

毛人凤当上保密局局长后，依靠他的忍耐、耐心和狠劲逐步稳住了局势，但也因此让不少曾经的盟友成为了他的敌人。沈醉的经历，正是权力斗争中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