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主导平定了清朝末期最大的一次动乱——“太平天国”。他的湘军为濒临灭亡的清朝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其延续了整整五十年。如果没有他和他的部队，咸丰帝和当时清廷的权力阶层根本无法抵挡洪秀全的广西客家军。尽管慈禧太后深谙权谋之道，出于对汉族军阀权力膨胀的担忧，她也不得不口头支持曾国藩的行动。可以说，19世纪60年代，清朝的八旗和绿营已经失去了捍卫皇室、保护百姓的能力。正是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军阀，经过十余年的太平天国之战，逐渐掌握了局势，恢复了帝国的稳定。湘军在攻入南京时，抢掠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宝最终被带回湖南，支持了当地土地购买、住房建设和学术发展，从而催生了近代湖南文化的崛起、革命意识的萌发以及人才的涌现。事实上，19世纪中期之前，湖南并非富庶的省份，反而在全国排在后列，所谓“湖广”一词更多指的是湖北，江汉平原才是湖广总督的驻地。是曾国藩点燃了湖南崛起的火种。

那么，为什么曾国藩在弟弟曾国荃攻占南京后，没有趁机自立为帝，推翻清朝呢？1865年时，曾国藩已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掌握了东南各省的税收，身边围绕着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鲍超和曾国荃等一批能臣猛将。他完全有实力北上京城，逼迫年幼的同治帝退位，甚至提前50年实现袁世凯的野心。凭借他的实力，即便慈禧太后身为妇道人家，恐怕也难以抵挡他数万湘军的进攻。

赵烈文是曾国藩的重要幕僚之一，他曾三度入仕曾府。早在1851年，他便与曾国藩结识，并一直陪伴至1894年去世。1867年，曾国藩凭借镇压太平天国的威望，出任两江总督，开始实施“同治中兴”。但他心中始终对清朝的未来和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安，于是与赵烈文展开了一次深刻的长谈。

曾国藩问道：“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京城治安差，盗贼横行，乞丐满街，百姓困窘，恐怕会再度爆发类似太平天国那样的动乱。）

赵烈文则答道：“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天下太平维持已久，未来会逐渐出现分裂的局面。然而皇权尚稳，风气未开，若不是朝廷先行腐化，崩溃的局面不会轻易出现。我预见，未来朝廷一定会先垮台，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割据，分裂局面将难以避免，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

曾国藩依然心存希望，问道：“那么，是否应当南迁至江南，或许能延续更久？”（是否可以将朝廷迁到江南，这样是否有可能延续一些命运？）

赵烈文回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恐怕不会，朝廷即使南迁，也难以像东晋、南宋那样恢复往日盛况。）

曾国藩继续保持乐观：“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我们的皇帝品德端正，也许不会出现如此不幸的结局。）

赵烈文深沉地说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尽管现任皇帝德行端正，但国家的兴盛并非天命，往日的创业过于轻松，过度的诛杀也加速了国家的衰败。李自成的崛起并非凭借正当手段，而是通过内乱和外患巧取而得。如今的皇帝虽德行正直，但国家已不再如昔。）

历史上，曾国藩的这番对话可见他对清朝的未来早有疑虑。在太平天国刚刚被平定，清朝尚且喘息之际，他却已经开始关心朝廷何时会走向终结，并探讨是否应考虑南迁。你可以想象，这样的问题不会是普通臣子提出的，甚至连旁人可能都感到惊讶。像一位病重的老人刚恢复健康，儿子不关心如何照顾父亲，反而问：“我父亲还能活多久？”曾国藩的疑虑实际上表露了他对朝廷无望的深刻预感。赵烈文虽表面上是在批评清朝，实则是在提醒曾国藩，满清的根基还未彻底崩塌，除非是内部腐化，否则朝廷的垮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尽管曾国藩曾渴望有所作为，但他早已56岁高龄，身体状况也不佳。历史上，五年后他便去世，而当时他并未看到清朝的彻底解体。实际上，曾国藩虽然有推翻满清的潜力，但无论是年纪、身体状况，还是后续的人力和资源，都使得他很难在有生之年成就一番大业。慈禧太后比他年轻24岁，活得比他长得多，她成功度过了长时间的动荡，也远超过曾国藩的寿命。

曾国藩在身心上已不再适合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政变，而即使他想称帝，也必须面对巨大的内外阻力。尽管有湘军的支持，但内部的矛盾、经济的不足、军事的松散都让曾国藩的野心难以成真。最终，他选择了等待命运的终结，因为他深知自己无力扭转乾坤。